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西方现代哲学很多新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在戴震哲学研究领域里也出现了新的视角。从语言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对戴震经学方法论进行现代诠释，是20世纪后半叶戴震哲学思想的新进展。
20世纪后半叶的明清哲学研究，比较一致地看重王船山哲学，并特别突出了其哲学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力，而对戴震哲学的评价则有相反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以后，侯外庐则比较低调地处理了戴震哲学的现代意义，冯契、萧萐父等学者都对王船山哲学推崇备至。海外华裔学者成中英等人则比较肯定戴震哲学在儒家系统内部的方向性的转化意义。他们认为戴震所代表的儒家是第四阶段批判性的儒家，将戴震与章学诚看作清代学术与思想的两面旗帜，将戴震看作儒学由“尊德性”到“道问学”的递嬗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然而，受其自身学术关注点的限制，对戴震学术在清代同辈和稍后知识群体中的广泛影响力，亦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戴震在“乾嘉学术”中的影响力，以及通过“乾嘉学派”而对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与学术所发生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是个暗而不彰的精神现象。只有少数学者，如许苏民对戴震哲学思想在20世纪的影响力做了巨大的精神考古工作，但对其语言哲学、解释学的思想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关于戴震经学方法论的研讨
孙以昭较早地注意到戴震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戴震的治经方法的取向是由小学而经学，最终才进而探究哲理。具体如下：第一，从文字训诂入手，故训为义理服务；第二，要用综合研究的方法，即不但要具备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的深切知识，就是对天文、地理、历法、测算也要有一定的研究；第三，必经“三难”即“淹博”“识断”“精神”三个阶段；第四，实事求是，要“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经学方法论之有益因素如下：第一，提出了“明道”的理论，敢于对“高踞庙堂”的宋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强调语言文字作为基本功的重要性，批判了宋学“凿空”“轻恁胸臆”的空洞说教的虚妄；第三，指出综合研究的必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博”与“专”的关系；第四，“三难”的提法，说明其对理论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他自己也是付诸实践的；第五，“实事求是”敢于打破传统的见解。戴震有时过分强调故训，忽略了思想的阐发，且有将经学神秘化的倾向。学说仍以经学为主。考据方法还是烦琐的，基本上用的是形式逻辑的归纳法，他只能枝节地说明单个孤立的具体事实，还不能进一步做出历史的阐述。[149]
有的学者认为，“在乾嘉学派中，由经典研究而上探哲理的也只有他一人而已”，但戴氏这种“求真”的做法有局限性，如有时他过分强调了“故训”的重要，而“忽略了思想的阐发”；仍以经学为主，《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两书在其全部著作中毕竟只占了很小的篇幅，认为“他一生的大部分精力多用在训诂考据之学上面，从而大大影响了他在思想上的更高成就”[150]。黄俊杰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戴震的一套方法论可以称为“将诠释学问题转化成训诂学问题”，不过，这个方法论上的转化，固然可以熔训诂与义理于一炉，“但其说与孟子学之大经大脉皆有所牴牾，其所得诚不偿其所失也”。[151]
（二）关于戴震与乾嘉考据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