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角度研究戴学，是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许苏民用巨大的心力，以生动的个案研究再一次揭示了戴震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关系，证实了中国近代思想具有自己的内在传统，从而加强了20世纪上半叶明清思想史研究的一个著名论断：从万历到“五四”，是一个同质的思想解放过程。
（一）哲学史研究的“泛化”与“纯化”的结合
正确处理这种哲学史研究的“泛化”与“纯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从大的方面进行宏观阐释，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广泛地发掘史料，从细节方面突破一些问题。如许苏民引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中所载，戴震记其祖先不怕鬼的故事，以说明戴震性格中“不怕鬼，不信邪”的坚韧的一面，颇有说服力；又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辑出戴震对徐光启的《几何原本》研究的资料，以此证明戴震思想中所包含的西方科学思想，言之凿凿，皆发以往戴学研究者所未发；又对戴震死因提出了质疑，亦属有根据的怀疑，可供学术界继续探讨。
（二）戴震哲学的理论旨趣及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分析研究的哲学家、哲学史学家中，张岱年先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认为，戴震是“清代中期的卓越的唯物主义者”，在《原善》《疏证》中阐明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锐利地批判了程、朱与陆、王两派的唯心主义思想”；相比王夫之而言，“戴震的唯物主义学说蕴含着反抗专制暴政的实质。他们都是同情人民的进步思想家”。[159]
周兆茂认为：“生活于十八世纪的戴震，建立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唯物主义气本论的哲学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权威；在伦理观上，提出了‘絜情同欲’的进步伦理思想，批判了程朱理学‘存理灭欲’的反动谬论；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戴震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与黑暗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批判。”[160]戴震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础上，从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观等方面，对程朱理学展开了全面的猛烈的批判，由此进一步揭露了其“以理杀人”的反动本质，从而把我国自宋明以来的反理学斗争，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戴震的唯物主义和进步伦理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161]
周兆茂非常强调戴震晚期的思想，认为它是17、18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诸多因素互相激**和整合的产物，既与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与徽商有着密切关系，又与戴震继承、弘扬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传统和批判程朱理学以及新安理学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与明末清初人文主义思潮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162]
有的学者认为，戴震是我国18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其宇宙观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社会政治思想是进步的，对于反对正统派理学起了一定作用，继17世纪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巨大浪潮之后，又推起了波澜。由于程朱理学当时占据统治地位，戴震哲学思想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并不大。反对者认为，戴震哲学发展到了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最高峰。杨向奎甚至乐观地指出：“东原实在是新理学大师，或者是新儒学大师，而中国近现代之所谓新儒家非其伦也。”[163]
更多的学者认为，戴震哲学思想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如周辅成认为，明末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萌芽、清代的高压统治、发达的科学知识，是戴震唯物的哲学系统的基础。[164]冒怀辛认为，戴震哲学是大兴文字狱、推行高压政策以加强封建统治的时代及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产物，反映了新兴市民阶级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李谷鸣认为，戴震的自然科学研究、幼年生活、徽州商品经济发展、对市民阶级的要求的了解，是戴震成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的因素之一。[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