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
戴震把“理”解释成“分理”时说：“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12]这种自然的“分理”，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就具体地表现为“以我之情絜人之情”的“忠恕之道”。这种忠恕之道承认每个人的基本欲望、情感的满足是他人欲望、情感满足的前提，因而包含有每个人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思想内容，故这种“忠恕之道”与近现代西方发展出的承认每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的人道主义思想有相互诠释的可能性，至少从理论上说是不相冲突的。这一“分理”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认识。
第一，从生成论角度看，这一“分理”禀自于自然生化不息的过程。由于自然的生化不息过程，是一个有条理的过程，亦即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每一具体的事物都根据自然的原则而自在地存在着，从而构成了一个万象纷呈而条理森然的物质世界。人类是从自然世界演化而来的，在自然界中表现的自然而然的特性，在人类的自身上就表现为先天禀赋的自律而自由的本性——也可以说人类生生不息的活动中先天具有一种道德的秩序性。但这种先天的道德秩序性不是宋明理学之先于气而存在的“天理”，而是人区别于物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质的规定性。这种质的规定是血气心知合一的人，通过心知的培养与学习而能达到去私、解蔽，从而具有较高的道德理性。
第二，从存在论的静态角度看，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内在结构和秩序。戴震坚信事物有自己的内在秩序与条理，这就是他一再阐发的观点——“有物有则”。“有物有则”的思想在《诗经》中就有，但与《诗经》中“物”的概念内涵不同，戴震思想体系中的“物”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它包括自然之物与人类之事。他在《孟子私淑录》中是这样来定义“物”概念的：“物者，指实体实事之名。”“有物有则”偏重于对事物做静态的结构分析，其理论目的是反对宋明理学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天理”。具体事物之则即“分理”，而“分理”在人伦日用世界则无非是在“遂欲达情”的过程之中正无失的“条理”——亦即人伦。戴震强调事物的内在秩序和条理，实际上是借自然的秩序性来为人类的感性活动的自律性特征做理论上的论证，又借人类的自律性特征来为人达情遂欲的感性自由活动做理论的辩护，从而也借“分理”来保护每个具体个人的个性及其个性化的需求。
第三，分理与人的自律、自由的关系。在自然哲学层面上，戴震所说的“分理”即自然生化的有条不紊的过程，这一条理化的过程表现在人事之中即自律的过程。而正因为在自然领域里的物和事是有条理的，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是自律的，故而也就不受任何超越具体事物之上的先验“天理”的干涉。人虽然要服从仁、义、礼等法则的约束。但在戴震看来，作为“分理”具体化表现的仁、义、礼等具体法则，具有“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也”的理想效果。换句话说，具有以“必然”来规范“自然”而实现自然之极致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