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戴震“道论”思想的发展历程
戴震“道论”思想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30岁左右时，戴震从“体用”的角度来论述“道”。他在《法象论》中说：“盈天地之间，道，其体也；阴阳，其徙也；日月星，其运行而寒暑昼夜也；山川原隰，丘陵溪谷，其相得而终始也。”[1]这是说，道为体，阴阳为用，而日月星辰是道体的具体表现。这段文献表明，戴震此时的“道论”思想还有很深的程朱理学的印痕，因为他将“道”看作更根本的存在，而阴阳二气只是道体的显现。这与朱子理学讲理先气后的根本思想有类似性。
不过，戴震又从分与合的角度论述了条理与道的关系。他说道：“天地之道，动静也，清浊也，气形也，明幽也。外内上下尊卑之纪也，明者施而幽者化也。地在天中，德承天，是以配天。凡天之文，地之义，人之纪，分则得其专，合则得其和。分也者，道之条理也；合也者，道之统会也。”[2]这一道分为条理，合则为道的思想又有不同于程朱理学之处。程朱理学有时将道、理互用，多数情况下讲他们自己所创立的“理”，而不讲“道之分为条理”观点。
到了作《中庸补注》和《绪言》时（40岁左右），戴震对“道”的认识开始有了自己更为鲜明的特色了。他在《中庸补注》中说：“经传中或言天道，或言人道。天道，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也。人道，以生以养，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是也。凡人伦日用，无非血气心知之自然，故曰‘率性之谓道’。”[3]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40岁左右时的戴震已经将自己的道论奠基于气化论的思想基础之上了。气化论与道论融为一体。这一思想与早年的“道体气用”的观点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绪言》一书中，戴震有意将“道”与“理”分开言说，并表现出以“道论”统合历史上理、气两派学说的理论倾向。他说：“古人言道，恒赅理气；理乃专属不易之则，不赅道之实体。而道、理二字对举，或以道属动，理属静，如《大戴礼记》孔子之言曰‘君子动必以道，静必以理’是也。或道主统，理主分；或道赅变，理主常。此皆虚以会之于事为，而非言乎实体也。”[4]在此条文献里，戴震深化、细化了早年“道之分为条理”的思想，明确地以道来统贯理与气，从理论上表现出要综合宋明理学中气学与理学两大思想传统的思想倾向。
晚年，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分别从天道与人道两个方面，阐述了道的特征，专门列出了天道与（人）道的条目，既看到天道与人道的区别，又阐述了人道与天道的内在关系。在天道层面，戴震明确地从“气化流行”的角度阐述天道的“实体”特征：“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5]在人道层面，他从人性具有血气心知双重属性的起点出发，以人伦日用的“实事”来阐述人道的特征：“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6]
由上所论可知，在戴震的思想中无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都不是虚构的思维实体，而是有其具体感性内容的“实体实事”，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阴阳、刚柔是天道之实，而“人伦日用”则是人道的“实事”，“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下之达道五”等，都是人道“实事”的具体表现。但戴震的这一思想似乎又不能与西方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简单地画等号，从理论上讲，他看到了人伦之道与大自然的气化之道一样，都具有实在性的特征，但人道似乎更受“必然”（今天伦理学上的“当然”）的制约，而这一“必然”又不脱离“自然”，而恰恰通过“必然”来实现“自然”的极致。惜乎戴震没有花费更多的笔墨来讲清楚天道与人道二者之间的区别，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理论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