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言，戴震基本上在宋明理学的框架里展开对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信、诚、权等问题的讨论，其中涉及的理欲、性气，心性、天命与人力等一系列关系命题，在戴震的道德哲学里，仍然继续被讨论着，只是其所给出的理论基础与程朱理学的理本论、陆王心学的心本论，或良知本体论并不相同，而是以气化生生而条理，气化生生即道的气本论或道本论为其理论基础，来讨论人的感性要求与道德理性的关系，并以“分理”为其道德哲学的核心范畴，讨论情理关系，以“无私而非无欲”的鲜明理论主张，来替代宋明儒者“存理灭欲”的理欲关系论，从而改变了宋明以降以“理欲”关系为基础的道德哲学的理论范式。戴震花费了大量的笔墨讨论“分理”，从哲学形上学与道德哲学的两个维度对“理”给出了两层既相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新定义，其一曰：“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其二曰：“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而这两个维度关于“理”的规定，合为一个整体性的表达就是：“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35]
上述戴震对于“分理”的论述，用今天人的话来说，“分理”是一形式义的差别性的规则与法则，其实质性内容是恰到好处的“得情”。何谓“得情”？戴震认为，“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施于我，能受之乎？’凡有所责于人，反躬而静思之：‘人以此责于我，能尽之乎？’以我絜之人，则理明。”而情与理之间的差别是：“情”是作为分离状态下任何个人内在的情实——包括各种情感、欲望、意志等，而“理”（实际上是分理）则是这种“情实”在关系中的恰到好处的展现，用戴震自己的话来说：“在己与人皆谓之情，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36]此处戴震所说的“理”即他自己所说的“分理”。人如果能够在言行中都能做到合乎“分理”的要求，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得情”。
在戴震的道德哲学中，“权论”是其中颇具特色的部分，他说：“权，所以别轻重也。”所谓“所以别轻重”，即从理论上探讨何者更有价值并给出价值大小判断的理由，颇有一点价值重估的意味。而他要在道德哲学方面重新做出价值重估的，正是对何谓理，何谓情、欲，以及情、欲与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理论评价。戴震道德哲学所论的重点即情、欲问题和情、欲与理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正是在这三个问题方面，他的道德哲学给出了新的而且是精彩的回答。他认为：“人之患，有私有蔽；私出于情欲，蔽出于心知。无私，仁也；不蔽，智也；非绝情欲以为仁，去心知以为智也。是故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其结论是：“人伦日用，圣人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权之而分理不爽，是谓理。”[37]可见，宋明儒斤斤计较的“理”与“欲”的问题，是一个错误的道德问题。
《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权”论部分的核心内容，就在于阐发他自己的新理欲、新情欲观，而一系列具有震撼人心的哲学论断也出之于此部分。如他说：“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38]
戴震在此部分又说，将“理欲”对立起来的“理欲之辩”，“适成忍而残杀之具”，离开人的情欲需求而坚持所说的理，“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39]这种理欲观、情理观的现实祸害将无法估量。在乾隆时代，文字狱还是十分惨烈的，戴震敢于从理论上批评官方支持的宋明理学的伦理学，是需要相当大的理论勇气的。
（二）戴震论“德”与“德性”
1.德——天德与人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