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专制政治的解体，思想意识形态的解放，戴震思想中所包含的近代思想因素也逐步被人们认识。从20世纪初期开始，戴震伦理学中包含的自由精神就为现代进步思想家所认同。最早认同戴震等人自由思想的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于1907—1911年在德国留学期间撰写《中国伦理学史》时就说道：“然如梨洲、东原、理初（案：俞正燮）诸家，则已渐脱有宋以来理学之羁绊，是殆为自由思想之先声。”[26]蔡先生还将戴震的伦理学与西洋的功利派的伦理学做了比较，认为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至东原而始以人之欲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为己之情之界，与西洋功利派之伦理学所谓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者同。”[27]
继蔡元培先生之后，梁启超在《戴东原哲学》一书中将戴震的哲学说成是“情感主义哲学”，并认为这种哲学对宋明理学的“理性主义哲学”是一种反动。而对其伦理学中具有的自由意志亦有明确的论述。在梁启超之后，系统研究戴震的现代思想家要数胡适。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一书虽然主要从科学主义的立场来研究戴震的伦理学，并没有明确地说戴震伦理学包含有自由意志的成分，但在比较戴震的伦理学与西洋的功利学派的伦理学时，还是间接地揭示了戴震伦理学有追求自由的倾向。如胡适认为，戴氏的主张颇近于边沁（Bentham）、弥尔（）一派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乐利主义的目的是要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戴氏也是主张：“‘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28]而边沁、弥尔（今作密尔）等人功利主义派的伦理学恰恰是属于自由主义学派的，胡适看到戴震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学派的关系，实际上也算是看到了其伦理学追求自由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