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看，戴震这种以“道问学”的方式来讲“尊德性”的问题，其实是以认识论方式来讲道德、心性修养的问题。这种道德哲学的进路有其历史的转向意义，即将道德修养转向一种外在的、可公度的认知领域。与中国传统哲学一样，戴震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社会政治理想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所说的“心”与古代圣贤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紧密相关。故戴震的道德哲学还要求士人能够扩大自己的心量，以与古代贤圣之心相协调，从而理解古代贤圣与天地之心相协调的精髓，从而真正理解古代经典的深奥意义。因此，他所开创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语言学经典解释方法，又带有一种解释学的意味，从而对经典的认知与解释又带上很强的主观性色彩。
（二）“大其心”“以体古贤圣协于天地之心”——戴震的经典解释学思想
戴震的治学方法之所以被称为人文实证主义，而不是科学的实证主义，是因为他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并不是完全依赖文字、语言、古代典章制度等实证性的知识来实现的。中晚年的戴震也强调研究者要扩大自己的心量，从而去理解古代圣贤协于天地之心的广阔心量，进而去会通儒家经文中的深邃意义。此一治学方法，在近百年的戴震研究者中很少有人关注。今特别提示出来，希望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在《古经解钩沉序》一文中，他一方面强调“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方法的重要性，同时又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52]的重要性。他说：“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53]戴震的意思是说，古代的“道”并不是简单的客观法则，其实也是古代圣贤与天地根本精神相契合的一种心志，并将这种心志与民众的要求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并满足民众的愿望，这就是“道”。所以，他在《郑学斋记》中又说道：“学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见天地之心者，不得己之心；不见圣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诸前古贤圣之言与事，则无从探其心于千载下。是故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54]
研究儒家经文的人要让自己的心与古代圣贤的心志相一致，这样才能通过对六书、九数、制度、名物的研究，由语言的途径上达对古人之道的理解。他甚至还在《春秋究遗序》中说：“读《春秋》者，非大其心无以见夫道之大，非精其心无以察夫义之精。”[55]这样，通过“深求语言之间”以及古代制度史、科技史的人文实证科学方法而能自造新意，又以我之“精心”逆遇古圣人之精义的正确创新途径，才能实现对古代经文的正确理解，进而能实现思想的创新。
由上简明的论述可知，戴震强调研究者之“精心”在言与道之间发挥作用，这正是戴震所开创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在追求经典解释的客观性时，力求避免机械论、客观反映论之类的简单化认识的要义之所在，也是他力图使考据学避免走向纯粹的文人智力游戏的理论意图之所在。戴震所提倡的这种“以心会心”的“哲学会通”方法，由于以“人文实证方法”为底线，不致流入主观的臆想之中，而更多地会展示其创造性——戴震自著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典范的例证。因此，以我之“精心”逆遇古人之精义的方法其实就是戴震创造的经学解释学方法。这一方法如何向当代的经典解释学转化，其内在的限制如何，将是下一章集中讨论的问题。
[1]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参见吴根友：《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