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欲而不私——戴震对宋明伦理学问题之转化
20世纪上半叶，前辈学者在谈到戴震的伦理学时，大多提到了其学说与西方19世纪的功利主义伦理学有相似之处，但却往往语焉不详，仅仅是一笔带过。实际上，最能体现戴震伦理学与西方功利主义伦理学派相似之处的是其“欲而不私”的命题。戴震承认人在自然属性方面与禽兽有相同的一面。他说：“凡血气之属皆知怀生畏死，因而趋利避害；虽明暗不同，不出乎怀生畏死者同也。人之异于禽兽不在是。”又说：“一私于身，一及于身之所亲，皆仁之属也。私于身者，仁其身也；及于身之所亲者，仁其所亲也；心知之发乎自然有如是。人之异于禽兽亦不在是。”[69]这实际上也含蓄地肯定了人趋利避害、怀生畏死，以及自私的本能，与李贽所说的“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的观点在原则上是相通的。但与李贽所不同的是，戴震并没有就此为人的自私自利本性大唱赞歌。他认为人虽有私心以及趋利避害之心，但人之为人的特征乃在于人有理性，可以超越这种本能的自私，从而做到遂己之欲，广之能遂天下之欲。这应当看作戴震的伦理学思想比李贽更为圆通的地方。他为了补救人在“遂欲达情”过程中的缺陷，便提出了个人的欲望、情感满足的边界问题，那就是每个人的欲望、情感的满足是以他人的欲望、情感的满足为前提的，从而就从理论上弥补了李贽“各从所欲，各骋所好”的早期自由伦理思想中隐含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理论缺陷。但如何使一般民众做到“遂己之欲而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而达人之情”呢？那就是通过理智的扩充，使普通的人们做到欲而不私。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人为什么具有扩充道德理性的可能性呢？在戴震看来，就在于人具有内在的道德理性——分理，这种内在的道德理性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当这种潜在的道德理性具体地展开为现实的人性时，就表现为“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整个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活力，同时，又保持着整体的协调、和谐。如戴震说：“惟有欲有情而又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惟人之知，小之能尽美丑之极致，大之能尽是非之极致。然后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皆礼义也；不偏，则其情必和易而平恕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智也。”[70]“圣贤之道，无私而非无欲。”[71]
上述戴震所论，从理论方向上改变了宋明以来“理欲之辩”的论争方向，将“理欲”问题转化为人我关系的问题，从而也就改变了宋明理学以自我心性修养为核心的“成己”的伦理学方向，使之向“成己成物”的人我关系的伦理学方向转化，即由“内圣”向“外王”的转化。这一新的理论方向的转化，还可以从戴震对“克己复礼”所做的新解释中再一次得到证实。他说：“克己复礼之为仁，以‘己’对‘天下’言也。礼者，至当不易之则，故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72]只有当人“能克己以还其至当不易之则”，即使自然之人欲归于“必然”，符合社会的当然之则，个人的欲求与天下之人的欲求“不隔”，天下所有的人欲望才是“仁”的具体体现。如此的“天下”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王道天下了。
（二）性、命、才及其三者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