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念孙说：“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者必提其领，举网者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27]
这些乾嘉学者将对古代文字意义的研究深入声音与意义的关系层面，进而更加深入、系统地考索古代经典中字、词的原义，这一点应当是汉人训诂学所缺乏的新内容。也是乾嘉考据学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汉代训诂学翻版的理由之一。
（三）通过语言以求经中之道
将文字、名物制度的考订这一广义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考究古代圣贤的思想精神联系起来，并从此角度公开批评宋儒在学术方法上的缺失，是戴震哲学思考的根本特点。在《与某书》[29]中，他这样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30]在此封信中，戴震从文字、名物制度的考订这一广义的语言学研究方法角度公开批评宋儒哲学思考的方法论缺失。他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他对宋儒思想做了知识论进路的批评，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震撼意义。先且不说宋儒所说的道理对不对，只要一看宋儒在基本的语言文字理解能力方面都有问题，则其所阐述的道理是否符合往古圣贤的思想，就自然地要引起人们的怀疑与重新思考了。特别是以朱子为代表的理学，向来以“格物致知”和“道问学”而见长，这时他们突然变得连字都认错了，岂不令人震惊！因此，戴震从广义的语言哲学的立场出发来解构宋儒理论的权威性，而借助的工具则是当时人们奉为圭臬的语言、文字学方法。在方法论上占有优势，并因此优势而获得时人的心理认同。
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形而上的“道”，而只是强调人们应当通过广义的语言工具，以实证的方式去求道。这与西方20世纪语言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思路非常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戴震只是反对宋儒凿空而言道的方法，强调必须依赖文字、语言的工具以达到对存留于“六经”中的“道”——真理的把握。他说：“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31]
戴震的意思是说，生在圣贤之后几千年的读书人，如何去理解他们留下的经典呢？如果仅仅依靠经师和历史上留给我们的训诂，与依赖翻译作为经典的传达者没有两样。故代系统的小学知识系统已经亡迭，训诂的方法也失传了，所以几千年来的经学著作，其严重的弊端在于凭空臆说。基于他对几千年经学史做如此全面否定性的论断，戴震希望以语言学的实证方式来论道，反对宋儒思辨型的哲学思考方式。这一思路在其《与是仲明论学书》[32]中，就已经非常明白地表达出来了。他说：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