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文字入手理解语言的意义
与宋明理学从哲学思考路径出发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的致思方法不同，戴震是直接从文字训诂与语言分析入手来重新解释儒家经典的哲学意义的。他在23岁时写作《六书论》一书时就基本上形成了其哲学思考的独特路径。《六书论》一书现已失传，今从其序文仍可以看出基本思想。他认为：“自昔儒者，其结发从事，必先小学。小学者，六书之文是也。……故其时儒者治经有法，不歧以异端。”然而自汉以后，“世远学乖，罕睹古人制作本始”，导致了对经典理解的偏差。所以戴震特别强调学者要明白“文字”制作的原理及其对理解经典的重要性。他说：“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20]
上述引文的意思是，戴震试图从文字的发生原理出发来把握文字的意义，进而通过文字去理解古代的语言。他甚至非常夸张地说道：“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21]从而将他之前的经学史全部否定了。他特别激烈地批评后儒（实暗指宋明儒者）不依据故训而凿空解释儒家经典的方法。他说：“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学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志；而曰傅合不谬，吾不敢知也。”[22]戴震说人们不识字就试图解释经典，显然是夸张的说法。他的真正意思是说，后世儒者不懂文字、音韵、训诂学而去解释经典，所以对经典解释很少不把意思搞错的。
当章学诚在浙江第一次听到戴震的这一说法时，甚至有点目瞪口呆的感觉。由此可见，戴震实为乾嘉时代的哲学狂人。不过，从原则上讲，戴震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只有通晓古今之异言，然后才能准确地理解古代的经典。但通晓了古代的语言是否就能真正地把握古代经典的真正意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于此点，戴震似乎没有做更多的论述。戴震非常重视字词与语言的关系，所以他本人特别重视对《尔雅》的研究。他说：“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23]
应当说，戴震是在言能达意的前提下讨论语言与经学经典的意义关系的。这种经学研究方法固然有其深刻性，但如果不将语言与社会制度背景、人伦生活实际结合起来，仅仅通过语言也还是不能准确地把握经典中的意义的。因此，戴震也十分强调对古代科学知识、制度背景的研究。
（二）声音与意义的关系
戴震还敏锐地意识到：要研究古代文字、词汇的意义，还必须通晓古代语言的发音及其变化的历史。他从人发声的自然节限出发来分析“六书”制作的原理，说道：“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注意到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始于戴震，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方以智对此已经有所论述。戴震则更进一步地分析了声音与意义关系的具体规则。他说：“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变可以比之而通。”因此，在训诂过程中，就可使用这样的原则：“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24]
戴震的这一“因音而求义”的语言学方法，是顾炎武、方以智因声求义思想的继承与深化。这一方法，在其同时代的学者钱大昕那里，在后学段玉裁、高邮王氏父子那里均得到了进一步的回应与继承。如钱大昕说：“古人以音载义，后人区音与义而二之，音声之不通而空言义理。吾未见其精于义也。”[25]
段玉裁说：“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