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第一个对启蒙精神质疑的正是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他从其辩证原则出发，认为启蒙在与信仰的斗争中虽有其合理一面，但作为一种“有限事物”和一种“纯粹识见”，在否定了信仰领域中的善恶对立之后，却代之以一种更加纯粹的抽象，即自在的存在及他物的存在，“有用”成了启蒙的基本概念。“有限事物对自在存在肯定关系和否定关系，这两种考察方式，事实上同样是必要的。因而一切东西都既是自在的又是为他物的，换句话说，都是有用的。”[31]这表明，启蒙所推崇的理性在本质上的有限性与实体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因此，启蒙精神存在着巨大的局限性。马克思同样看到了启蒙精神的内在局限性。在他看来，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实质上是欧洲资产阶级反对中世纪宗教权威和封建统治的思想运动，与资产阶级的兴起互为表里，因此它具有深刻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18世纪伟大的思想家们，也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使他们受到的限制。”[32]在这方面，马克思与现代西方哲学是颇为一致的，后者看到了启蒙精神为人类设计的理性计划的虚妄，认为它给西方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弊端和危险，因而从各个方面出发，他们对启蒙理性的绝对性、独断性和抽象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就此而言，可以说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启蒙理性批判的重要先驱。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对启蒙理性历史局限性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弃启蒙精神本身。启蒙精神所承诺的关于人与社会的价值理想，在经过批判性的改造之后，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社会观”为例，马克思认为理想的社会应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及“自觉的有计划的联合体”，在这种社会中，人们可以把生产置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33]，那种“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4]。再以人的观念为例，马克思理想中的人是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个人，他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认为个人的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并不矛盾，而应该是彼此统一的。历史发展的趋势就是逐渐实现这种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实现人与类的内在和解。很显然，这种关于人与社会的理想与启蒙精神一脉相承。
基于此，马克思哲学辩证法代表着一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一个新世界”的人文解放旨趣，表达着一种否定现存状态，向未来敞开自我超越空间的理性信念，在这一点上，它与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有着重大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