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价值的“领域分化”、价值的“公私分化”及终极价值信念的“私人化”都是现代人生存方式和现代社会结构变化的产物，它们对于促进个体人格的独立曾产生过重大作用，因而在历史上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否认的。就此而言，进行“价值共识”的当代重建，必须充分吸收历史发展的重大的成果，而不应该倒退到前现代社会价值的“同质性”和“未分化”状态中去。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价值分化”又使“价值共识”成为难题，如果完全局限于个体性、局部性、领域性的价值，局限于个体“私人性”的良知决断，又会使“价值共识”付之阙如，从而日益难以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要。这样，在“私人性”与“公共性”、“个性”与“共性”之间便形成一对基本的矛盾。要解决“价值共识”的当代重建问题，必须寻找和创造一种既能保持价值的“领域性”和“私人性”空间，同时又能使这种“领域性”和“私人性”保持开放态势，避免自我封闭的辩证中介。以一种知性的方式，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方面，都只会使“价值共识”的重建陷入困境。
其次，是“一”与“多”、“相对”与“绝对”的矛盾关系。
前面已经指出，现代人生存方式和现代社会结构的分化所导致的“价值分化”意味着价值的“多样化”和“相对化”，而“价值共识”的重建则意味着追求价值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过度的多样化与相对化必然陷入“无约束的多元论”，从而使一切“价值共识”成为不可能，但过度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又有可能使“共识”成为压制个性和差别，束缚生命自由的绝对的、独断性力量，从而阻抑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自主发展和个体人格的独立（正如传统社会的情形一样）。因此，在这里同样必须克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并在“一”与“多”、“相对”与“绝对”的矛盾关系中寻找到一种必要的张力和平衡，否则，如果以一种知性的方式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价值共识”的重建就有可能或者重新成为压制人的专断性力量，或者成为完全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最后，便是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性与先验性之间的矛盾关系。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价值分化”及由此导致的“价值共识”危机是当代人类所面临的一个“现实”。与此相比，“价值共识”的重建无疑是一个需人们努力去实现的“理想”。但是，这一“理想”不应该脱离“现实”而由外在强加，而应该以现实为基础并从现实中“内生”出来。如果它完全与现实相脱离，并成为一种居高临下的要求现实与之相适应的外在的先验性规范，那么，这种“价值共识”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制性，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乌托邦”。因此，在现实与理想、经验与先验之间实现一种辩证的平衡，对于“价值共识”的重建同样是十分重要的。倘若以一种知性的方式割裂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性与先验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价值共识”的重建将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以上，我们从生存论辩证法的视角出发，阐明了要实现“价值共识”的当代重建，必须处理好“个性”与“共性”（“私人性”与“公共性”）、“一”与“多”（“相对”与“绝对”），以及“现实性”与“理想性”（“经验性”与“先验性”）等之间的内在矛盾关系。立足于人特殊的生命存在方式理解上述矛盾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都是内在于人的生命存在之中并构成人的生命内在环节的矛盾关系。正如我们在前面曾经论述过的，人的生命不是线性的、单一的存在，而是由多重矛盾关系所构成的否定性统一体。个性与共性、相对与绝对、现实性与理想性都是具体的、完整的人的生命的内在环节，真理不存在于其中任何一方，而存在于这些矛盾关系的否定性统一之中。任何对这些矛盾关系的割裂，都意味着人的生命的抽象化。历史上，人的生命的这些内在环节都是以一种片面的、知性的和抽象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在前现代社会，共性、绝对性和一元性的一面得到了抽象和片面的表现，而在现代社会，个性、相对性和多元性的一面得到了抽象和片面的表现。这二者都是对人的生命的知性割裂，并因此导致了人的真实生命的失落。今天要实现“价值共识”的当代重建，我们绝不能企求回到前现代社会依靠强制性的“集体意识”来维持“价值共识”的状态，也不能无视“价值分化”的极端发展所造成的“价值共识”困境，而应该超越这二者的知性对立，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寻求人的生命内在矛盾关系的重新整合，使“价值共识”真正成为内在于人的生命并推动人的生命发展的真实力量。这便是生存论辩证法在“价值共识”的当代重建这一问题上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