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与上述第二种情况相适应的是我们在前面着重分析的现代社会阶段。在此阶段，现代人生存方式与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导致了“价值分化”，并由此使“价值共识”成为一个问题。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人的生命发展来说，“价值分化”所带来的效应是双重的和辩证的：一方面，它使个体生命从前现代社会“硬性”的“价值共识”的强制性束缚中摆脱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自由空间，个体独立的人格因此而得以确立；另一方面，它又导致了价值观的完全私人化，从而使个人的生命失去了一切必要的普遍性和公共性的约束。诚如黑格尔所言，这种完全生活在“公共性的丧失”中的个体只能是“偶然性的个人”，“个人法权既没有结合于一般个体的一种更为丰富或更强有力的特定存在，又没有结合于一个普遍的活的精神”[20]，“当初管制它并把它约束在自己的统一体性里的那个精神已经瓦解，已不复存在了。——因此，个人的这种空虚的一，就其实在性而言，乃是一种偶然的特定的存在，一种无本质的运动和行动，它不会有持续存在的”[21]。完全丧失公共性约束，失去“价值共识”规范，使个体间的意义共契瓦解，社会的公共生活所需要的价值缺位，个体生命将因此成为孑然一身的“孤家寡人”而无所安顿。
以上是“价值共识”已经经历过的两个历史阶段。可以看出，在这两个阶段，“价值共识”与人的生命发展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内在矛盾。在前现代社会，“价值共识”由于其“一元性”“绝对性”、强制的“公共性”等特性而成为个体生命自由的异在力量，而在现代社会，“价值共识”则因为其无约束的“多元性”“相对性”和“私人性”而使个体生命成为离散性、随机性的“偶然存在”，两个阶段虽然表现特点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价值共识”始终与人的生命处于外在疏离状态。
上述“价值共识”的历史命运及在不同的阶段，“价值共识”与人的生命的不同性质的关系，给“价值共识”的当代重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它启示人们，要真正实现“价值共识”的重建，首先必须避免回到前现代社会那种“价值共识”与人的生命相敌对的状态。那种一元性、绝对性和强制的公共性与人的生命相异化的“价值共识”必须予以扬弃和否定，倘若“价值共识”的重建意味着恢复前现代社会的这种硬性约束的他律的“价值共识”，那么这种“重建”就只能是一种可悲的倒退。与此同时，也必须超越现代社会所带来的那种“价值共识”完全“缺席”的状态，给完全“多元性”“私人性”和“相对性”的价值予以必要的约束，从而避免人的生命因价值共识的完全丧失而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幽谷。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避免两种极端倾向：一是“保守主义”，即把“价值共识”的重建解释为回到前现代社会那种价值成为专制力量的状态；二是“无政府主义”，把“价值共识”的重建理解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多余工作。
这充分表明，“价值共识”的当代重建必须建立在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领悟基础之上，人的生命在经历了与“价值共识”的外在异化，以及对“价值共识”的抽象否弃之后，进一步的任务应该是寻求与“价值共识”达成相对的和谐，保持必要的张力。只有“价值共识”建立在人的生命自由的基础上，“价值共识”的重建才是有根基的。
从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辩证领悟出发，我们马上可以洞见到：要实现价值共识的当代重建，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处理与人的生命发展内在相关的如下三重矛盾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首先，是私人性与公共性、个性与共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