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后现代”哲学是以一种激烈的反叛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反”是它典型的思想特色。不可讳言，这种“反”的姿态和立场的确蕴含着许多重大的理论缺陷以及理论不足之处，甚至可以说，当它对现代性话语采取一种极端的批判和否定立场之时，由于把“反”设定为自己的基本立场，这会使它经常陷入与它批判的对手并无二致的思维方式中。例如，它批判现代性的知性化的实体主义和总体主义，但当它对现代性进行激烈的拒斥时，却也表现出一种同样知性化的“总体化”倾向——它对现代性的拒斥经常是总体性的、全盘性的拒斥（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博德里拉等人的著作就可明白），这使得它陷入了“以知性逻辑来破解知性逻辑”的悖谬。
但是，如果放宽视野，从历史的长度出发，采取一种“正”的态度来对待和解读后现代主义的“反”（或者说，对其“反话”采取“正听”或者“正说”的态度），那么，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关系依然是清晰可见的，即二者在彰显人的真实形象，恢复人的生命自由上具有内在统一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辩证法的理论视域里，“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既非势不两立的，也非完全同一的，而是一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从“对立”一面看，由于“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哲学所表现的对人的非人化、抽象化理解，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对人的真实形象的遮蔽和对人的生命自由的束缚和戕害的深刻不满和抗议，它对后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否定。在此意义上，二者的确存在着一种“断裂性”和“不连续性”，但与此同时，在这种“断裂性”和“不连续性”中，贯穿着一种内在的深层“统一性”和“连续性”，那就是启人的生命之蒙，确立人的真实形象，彰显人的生命自由。“后现代”哲学对“现代性”哲学的批判和否定是有明确的针对性的，它反对的是对人的种种非人的理解，因而本质上对人的抽象化、片面化理解予以否弃。它的深刻意图在于，将“人”移离于“现代性”哲学所理解的“人”的层面，挣脱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对人的抽象片面化理解，以回到真实的人本身。这样，我们就可以从马克思哲学生存论辩证法的视角出发，为“现代性”哲学和“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深层次的辩证理解。很显然，与那种把“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二者知性地对立起来，或者无差别地同一起来的理解方式相比，这种理解方式很显然具有更大的理论说服力。尤为重要的是，通过对二者关系的辩证理解，一种超越“现代性”哲学与“后现代”哲学的抽象对立，一种更具综合性，更有兼容性的新的哲学立场就有可能显现出来，并对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便是马克思哲学辩证法在这一当代哲学十分重大的课题上所提供的重大启示。
[1] [德]黑格尔：《小逻辑》，10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34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12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 MichelFaucault，TheOrderofThings，London，TavistockPublications，1970，p.24.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