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除了伦理取向的差异之外，有些的确是由学术旨趣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我们认为，由于他所坚持的历史哲学思维方式不同于戴震所坚持的实证化的经学考据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对道以及求道的方法的认识，有比戴震等乾嘉考据学者高明的地方。其“道论”中对道在六经之中，又在六经之外的论述，远胜于戴震认为道在“六经之中”的托古主义理想，可以将他看作清代哲学中发展戴震哲学精神的另一大学者与思想家。
章氏“道论”思想的轮廓大致如下：阐道源、定道体、明道器，从而为文史工作指明根本方向，并为不同领域里的文史工作的价值提供哲学根据。其卓识创见在于对“道器”关系的阐述，提供了前人所没有的新思想内容。从后人的角度看，其“道器关系论”与王夫之虽多有暗合之处，然而在章学诚时代，他似乎还无法看到王夫之的相关论述，因而，其“道器关系论”可以视为他的思想独创。
在章学诚的思想体系中，他所讲的“天”有两层意思。一是客观的自然之天，即类似今日的宇宙。在《天喻》篇，他说：“夫天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72]在《匡谬》篇，他说：“盈天地间惟万物。”[73]二是代指自然而然的状况，不是人力所为的过程与结果。这一意义上的“天”概念主要是用来说明道的客观性，非人为性和普遍性。
因此，当他从生成论的角度说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这两句话时，就是在阐述“天道”问题。而文中的“天”就是自然之天。
当他说“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74]时，他是在阐述道的客观性，其中的“天”字有自然而然，不是人力所为的自然过程与结果的意思。
通观章学诚的“道论”思想，他对“天道”的论述非常简略，这既可能与他对“天道”的态度有关，也可能与他个人的知识背景有关。他反复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言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并将自己所归属的“浙东学派”的特征规定为：“言性命者必究于史。”他认为后人著述“舍人事而言性天”，是无法把握史学精义的。正是在这样的天人性命之学的观念下，他还说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上古详天道，而中古以下详人事之大端也。”[75]这显然不是对科技发展史的描述，因为，在其他地方，他多次说过，天文历算之学，后出转精。而应当理解为中古以后的学者多从“人事的大端”来阐发天人性命之学的。
由于他不太熟悉天文历算之学，这一知识结构的局限性也可能是他略于论天道的原因。而这也正是他与戴震“道论”思想形成区别的关键之一。
章学诚的“道论”思想，主要是阐述人道的内涵、变动不居的开放过程及其存在方式。
在章氏看来，作为人类社会规则的“人道”，“乃始于三人居室”，然而此时之“人道”还不是很显明。等到“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76]。
章学诚为何将“人道”的开端规定为三人居室，而不是二人居室？传统儒家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讲夫妇，人伦之始。而章氏说：“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这有什么样的深意？按照章氏的论述，三人居室而人道开始形成，主要原因是起于分工，因分工而产生“均平秩序之义”，为了维持均平秩序之义而推举年长者维持均平，因而又形成长幼尊卑的等级。
他是这样说的：“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