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参见吴根友、孙邦金：《戴震乾嘉学术与中国文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该书第一编中有对章太炎学生的述评。
[52] 参见范云飞：《试析钱穆“扬惠抑戴”方法及其解释学的“前见”》，载《人文论丛》，2019（2）。
[53] 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191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4] 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197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55] 萧萐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68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56] 《戴震与中国文化》，232页。
[57] 王茂、蒋国保、余秉颐等：《清代哲学》，775～776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58] 王茂、蒋国保、余秉颐等：《清代哲学》，76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
[59]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2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60] 在《易教》《书教》《诗教》《原道》（上、中、下）诸篇里，章学诚重新解释了儒家自周公到孔子的“道统”。与宋明理学的“道统”内容不尽相同，章氏的“道统”更偏重于先王政典和具体的统治政绩。
[61] [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7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62] 《戴震与中国文化》，223页。
[63]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658页。
[64] 《文史通义校注》，821页。
[65] 《文史通义校注》，221～222页。
[66]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108页。
[67]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10～311页。
[68]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16页。
[69]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317页。
[70] 转引自《章学诚评传》，148页。
[71]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载《新青年》，1916（6）。
[72] 《文史通义校注》，310页。
[73] 《文史通义校注》，404页。
[74] 《原道上》，见《文史通义校注》，119页。
[75] 《易教中》，见《文史通义校注》，12页。
[76] 《原道上》，见《文史通义校注》，119页。
[77] 《原道上》，见《文史通义校注》，119页。
[78] 《易教下》，见《文史通义校注》，20页。
[79] 《易教下》，见《文史通义校注》，18页。
[80] 《定武书院教诸生识字训约》，见《文史通义》外篇二；转引自《章学诚评传》，133页。
[81] 《原道中》，见《文史通义校注》，132页。
[82] 《原道下》，见《文史通义校注》，139页。
[83] 《原道下》，见《文史通义校注》，140页。
[84] 《原道中》，见《文史通义校注》，131页。
[85] 《原道下》，见《文史通义校注》，138页。
[86] 《又与正甫论文》，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809页。
[87] 章氏说此话时，对黄宗羲的认识还不深，但他在此时（嘉庆二年，即1797年）应当看过黄氏的《明儒学案》。是书成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是书序及“发凡”中，黄氏提倡“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见《黄宗羲全集》第七册，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关于章学诚与戴震“道论”思想之异同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此处不做深论，将有另一篇文章讨论这一问题。
[88]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132页。
[89] 《章学诚评传》，191页。
[90] 《章学诚评传》，1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