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问题上与戴震的争论，主要是由二人在地方志的理论观点上有所不同而引起的。戴震是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看待地方志的修纂工作，而在地方志与正史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他坚持的是一种地方志不同于正史的方志学观点，有点考据学家就事论事的态度。而思想渐趋成熟时期的章学诚则是从通史的观点出发，将地方志看作古国史，并且将地方志看作能为正史提供公正、客观、翔实史料的材料库，因而在地方志与正史的关系问题上，他采取的是一种联系的观点。因此，在方志学的理论问题上，我们不能说孰是孰非，而只能说二者各有擅长。
现存的戴震文字中，没有一处提到章学诚。这其中的原因已经无法得知，也无须去推测。但我们也不能仅凭章学诚的一面之词来评判他们二人之间的曲直与是非。我们所能够做的事情是，对于章学诚批评戴震的一些说法，要尽可能地对照可以找到的印证文献，仔细地分析思想家所说的话究竟有多大的客观性，并努力从多角度来思考二人之间的分歧，从分歧中看到乾嘉时代学术的多面性，不同学术流派的所得与所失，为当今的学术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仅从方志编纂的争论来看，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多有未当之处，而且不少措辞带有很强的情绪化色彩。戴、章二人的方志理论各有所是，未必章学诚的方志理论就优于戴震的方志理论，而戴震的方志理论也绝非章学诚所说的那样，仅是地理之书。因为从戴震所修的方志目录来看并不是这样。史学虽非戴震学问之长，但戴震之于史学也绝非外行。合理的解释应当是；戴震与章学诚二人方志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然章学诚却夸大这种分歧，并坚持自己之所是，而力斥戴震方志理论之非。在章、戴二人有关方志争论的问题上，目前现存的文献多是章学诚提供的，这种历史叙述中的非对等性，要求我们保持一份学术的清醒，即对章氏叙述的主观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我们就很有可能受古人蒙蔽。
[1] 参见张立文：《戴震》，323～331页，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
[2] 2011年11月23日，笔者在台湾参加明清国际学术会议期间，认识了美国圣塔克鲁兹加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胡明辉博士，他把其论文《青年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局外人”与儒学的新动向》赠给笔者，该文以详细的史料、特别的视角揭示了青年戴震自学成才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可谓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即青年时代的戴震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字词学以及方法论，并提出了崭新的经学知识认识论”。[胡晚辉：《青年戴震：十八世纪中国士人社会的“局外人”与儒学的新动向》，载《清史研究》，2010（3）。]
[3] 《戴震全书》第六册，370页。
[4] 《戴震全书》第六册，371页。
[5] 《戴震全书》第六册，371页。
[6] 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讲：“吾儒万理皆实，释氏万理皆空。”又在《中庸章句题解》中表示《中庸》一书所讲的道理“皆实学也”。参见葛荣晋：《中国实学思想史》上卷，29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7] 《戴震全书》第六册，371页。
[8] 《戴震全书》第六册，371～372页。
[9] 《戴震全书》第六册，372页。
[10] 《戴震全书》第六册，372～373页。
[11] 《戴震全书》第六册，373页。
[12] 《戴震全书》第六册，373页。
[13] 《戴震全书》第六册，373页。
[14] [清]段玉裁：《诰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寿序》，见《经韵楼集》，2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5] 《戴震全书》第六册，376页。
[16] 《戴震全书》第六册，3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