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中说：“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这句话的前半句代表他的方志学理论观点，是属于章氏自己学术观点中的所谓“独断”，即创见，是对是错，有无价值，是可以再进一步讨论的。后半句话则是思想家个人“立理以限事”的主观化判断所导致的误判，有无的放矢的嫌疑。因为，这句话的隐指对象戴震并没有将方志看作“地理专门”。至于他为了强调文献的价值而说“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则是非常情绪化的。不具备广博的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的相关知识，是无法从事于史籍考订工作的。至于在编纂地方志的过程中，他个人更重视搜罗文献、编次体例、整理材料等工作，而且在重沿革与重文献两者“不得已而势不两全”之际，更偏重文献的一方，那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可以体现不同史学家编纂的地方志的特色，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史学家发挥自己的长处。但这也只是当两者“不得已而势不两全”之时，如果均能照顾，则二者可以并重。由此可见，章学诚并不是完全反对戴震“重沿革”的地方志思想，而只是希望戴震也能倾听他的重视文献的主张。因此，我们认为，章学诚在地方志问题上对戴震的批评，是后学希望得到前贤肯定而又没有得到肯定之后，一种心理的反弹。他故意抓住戴震的口语加以批评（因为无法验证），其批评所蕴含的学术成分其实很少。当然，这并不是说，章学诚在地方志的问题方面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而只是说，章学诚并没有从思想体系的差异性方面来批评戴震思想的不足之处。说得不客气点，章学诚倒是以史学专家自居，不容戴震侵犯他的学术领地。章学诚本人不擅长考据，在史学方面要竭力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故对戴震的方志学大加挞伐，此正见出章学诚心量之狭的一面。
章学诚在“地方志”理论方面坚持自己的“三书”理论。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98]章学诚从通史的历史学要求出发，非常重视历史的客观性，将方志看作国史取材的主要材料库，避免国史取材于私人著述、家谱，从而丧失国史的可信度。这一愿望是好的。而且，为了实现历史学的客观性，他还要求州县地方政府设立“志科”，委派专门的胥吏长期地、系统地从事各种档案的整理与保存工作，以为日后编纂地方志提供可靠的素材。[99]这些设想都体现了作为历史学家的章学诚在有关地方志问题上的远见卓识。相比较而言，戴震在这面没有章氏思考得系统。但是，若从章学诚的思想发展史来看，他早年的地方志思想应该与戴震相似。在大约作于乾隆二十八年末（1763年）至二十九年（1764年）之间的《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章学诚说：“州郡均隶职方，自不得如封建之国别为史，然义例不可不明。”[100]由此可知，章学诚将地方志看作“古国史”的观点，乃是他在36岁时思想趋于成熟时的“独断”。而戴震认为地方志与正史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求其切民用，达治道也”[101]。并在《汾州府志例言》中针对志与史在人物传记的不同侧重点方面，亦有细致的考虑，“盖志与史例有不同者：史善恶并书，志详善而略恶也”[102]。而章学诚在批评戴震将僧人放在古寺中的义例时说：“史于奸臣叛贼，犹与忠良并列于传。”[103]这显然是从通史的角度来看待方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