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所引可知，戴震在地方志编纂的体例方面，并非如章学诚所说的那样，仅是要做成“地理专书”，而只是把地理沿革放在首位。这只能说体现了戴震的地方志的史学理论特色，不存在对与错的问题。从立异的学术心理来看，章学诚可能为了维护自己在史学方面的长处，而无法听取戴震的意见。据学者考证，1766年，章学诚与戴震初晤，在他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投下了“巨大阴影”，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夏，章学诚在宁波道官署里见到戴震，讨论修志问题，时年章学诚36岁，戴震50岁。戴震正在主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依仓修良先生的看法，章学诚35岁时已经开始了《文史通义》的创作工作，此时的章学诚已经有了自己的比较系统的史学观点了，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成诸文字。章氏的《记与戴东原论修志》[97]一文带有很强的情绪化，说戴震“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又说戴震在争论之后“拂衣径去”。从文章看，“拂衣径去”可能是事实，而“盛气凌之”有可能是章学诚个人的感觉。因为戴震看到他的《和州志例》后说：“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又介绍自己修《汾州》诸志的做法：“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而且，章学诚还说，到第二天，戴震还拿《汾州府志》给章学诚看，并说：“余于沿革之外，非无别裁卓见者也。旧志人物门类，乃首名僧，余欲删之，而所载实事，卓卓如彼，又不可去。然僧岂可以为人？他志编次人物之中，无识甚矣。余思名僧必居古寺，古寺当归古迹，故取名僧事实，归之古迹，庸史不解此创例也。”如果当时戴震真的对章学诚是“盛气凌之”的态度，第二天根本没有必要再见他，更不会把自己正在纂修的《汾州府志》拿给他看，并再详细解释自己并不只是重视沿革而不顾其他。章学诚当时如果细心倾听戴震的意见，应该会看到戴震的《汾州府志》的体例不只是重视沿革，也不只是一部地理专书。可章氏在此文中有三段批评戴震的文字都带有情绪，甚至还有点抓小辫子的嫌疑。其一云：“如云但须从俗，则世俗人皆可为之，又何须择人而后与哉？”其二云：“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何为集众启馆，敛费以数千金，卑辞厚币，邀君远赴，旷日持久，成书且累函哉？”其三云：“如云僧不可以为人，则彼血肉之躯，非木非石，毕竟是何物邪？笔削之例至严，极于《春秋》。”
我们现在来分析章学诚上述的三条说法。第一，戴震所说的“从俗”，是说继承方志的一般成例，只是他在地理沿革的考订方面尤其见长，而这正是以往方志的缺陷。并非如章学诚所言，一般的世俗之人皆可为。第二，戴震说的是“但重沿革”，而不是说不要其他。第三，戴震没说名僧不是人，而只是说这些人物在旧的地方志中属于仙释一类的人物，而他认为佛、道二教地位不及重天、重祖的儒教，因而是不甚重要的，故而将名僧放在寺观之中附带叙述，就可以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批评戴震以儒家为正宗的宗教观，但绝对不可以像章学诚在该文所批评的那样，戴震连僧人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这一点常识也没有。至于章学诚在《书〈朱陆〉篇后》一文中说戴震“谓修志贵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乃是章学诚强加在戴震头上的观点。戴震作为一代经学大家，而且是专以“求是”“求道”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大学者，怎么可能在地方志的问题上表现出如此草率的态度呢？从《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例言》中可以看出，戴震对地方志编纂体例的思考是非常严谨的，绝非如章学诚所说的那样不懂史学而冒充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