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志的编纂问题上，章学诚多次批评戴震不懂史学而冒充行家。在《书〈朱陆〉篇后》一文中，章学诚非常严厉地了批评戴震。他说：“其于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于习故，妄矜独断。如修《汾州府志》，乃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又谓修志贵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则识解渐入庸妄，然不过自欺，尚未有心于欺人也。”[88]
对于这一相当专门的学术问题，《戴震评传》与《章学诚评传》二书的作者，大约是出于对自己传主的无意识偏爱，都认为各自的传主在地方志编纂问题上所提的理论主张，更有合理性。如《章学诚评传》的作者认为：“按照戴震的主张，其结果就很容易把当时考据学家那种专务考索地理沿革、埋头古书、轻视当代文献、不问现实政治的不良学风带到修志领域。其内容自然是‘厚古薄今’，不能反映当代社会情况。”[89]
又说，章学诚认为戴震“‘不解史学’，‘记传文字，非其所长，纂修志乘，固亦非其所解’。这些批评，是基本符合戴震的实际情况的，无可非议”[90]。
《戴震评传》的作者则用了将近十页的篇幅来分析戴震与章学诚在地方志问题上的争论，其基本倾向是维护戴震的地方志观点，个别地方批评了章氏的观点。如作者说：“章提出重文献，是以一般历史科学的文献要求来要求地方志，未免不合方志需实情的体例，戴震重沿革实际上就是重历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91]
对于章学诚、戴震二人在地方志编纂问题上的争论，我们认为，王记录的评价或许更为平实、公允。他认为，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一文所说，戴震在方志问题上只主张“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只是章氏的一面之辞”。因为，“查戴震的著述，只见戴震强调修志须明沿革，未见戴氏以方志为地理专书之言”[92]。戴震在方志问题上强调的是“切民用，明政事”的经世史学思想。“因此，对章、戴之争，我们今天应有持平的看法。”“章戴二人，治学路径不同，立言之旨各异，不必抑扬轩轾。”[93]
今以《寿阳县志序》为例，来仔细考察章氏对戴震方志观点的批评。戴震的方志观点是：“一州一县咸各有志，俾沿革山川见历代史者，于此可稽。因以近察政之体要，民之利病，故非通古今，明吏治，则撰次概不足观。”[94]在《汾州府志例言》和《汾阳县志例言》两文中，戴震非常清楚明白地介绍了自己在地方志编纂问题上的系统考虑。为了便于概览，兹将戴震的《汾州府志》[95]体例内容列表如下（见表5-1）。
表5-1 《汾州府志》体例
续表
在《汾阳县志·例言》中，戴震的基本思路与上述一贯，只是个别地方的具体说法不同，而且对于每条体例的内容及各体例之间逻辑关系都有明确的说明。他说：“志首沿革，以星野附之，何也？沿革不明，则志中述古，未有能免于谬悠者，故考沿革为撰志首事。”[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