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章学诚则指出了著书之大戒：“是非谬于圣人，忌讳或干君父，此天理所不容也。”[63]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里又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64]在《史德》篇，他通过对《离骚》《史记》的辨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夫以一身坎坷，怨诽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65]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章学诚在伦理价值取向方面与戴震的矛盾是深层次的，这种深层次的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使得他对戴震的诸多批评流于情绪化，甚至有“打棍子”的嫌疑，因而也影响了他对戴震思想批判的深度与力度，有时甚至是一种错位的批评。
章学诚在伦理学方面具有维护名教的思想倾向，还可以从《原学》《妇学》和《〈妇学〉篇书后》等文章中可以看出。《原学》篇说：“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66]
《妇学》和《〈妇学〉篇书后》这两篇文章，在很大程度是针对当时著名诗人袁枚教授女弟子的主张和行为而作的。在《妇学》篇里，他基本是从维护传统伦理名教秩序的角度出发，提倡女性学习文化，而不是认为女子如同男人一样有发展自己的权利，不是从如何发挥女子才情、个性角度来提倡妇女学习文化的。《妇学》篇说：“盖文章虽曰公器，而男女实千古大防，凛然名义纲常，何可诬耶！……以纤佻轻薄为风雅，以造饰标谤为声名，炫耀后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矣。”[67]在《〈妇学〉篇书后》，他直接说：“《妇学》之篇，所以救颓风，维世教，饬伦纪，别人禽，盖有不得已而为之，非好辨也。……彼不学之徒，无端标为风趣之目，尽抹邪正、贞**、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风趣；甚至言采兰赠芍之诗有何关系，而夫子录之，以证风趣之说。无知士女，顿忘廉检，从风波靡。是以六经为导欲**之具，则非圣无法矣。”[68]他认为正因为妇学荒废，家政不修，致使“千载而后，乃有不学之徒，创为风趣之说，遂使闺阁不安义分，慕贱士之趋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名义君子，能无世道忧哉？”[69]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说过：“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71]由陈独秀的论述我们可以引申出三点看法。第一，处在乾隆时代的章学诚在伦理思想方面具有保守倾向，是非常正常的。这一保守思想倾向使得章学诚无法理解戴震、袁枚等人在伦理学领域里艰难地展开的新思想，但不影响他作为该时代一个伟大学者与思想家的形象。第二，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戴震、袁枚等人所阐发的新伦理思想的价值，自觉地继承、并发扬这一新思想，让现代价值观念与本民族固有的早期现代思想结合起来。第三，要从戴、章二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的高度看待二人的学术分歧，从而将章学诚对戴震的一些表面化、情绪化的批评与其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联系起来。不要将他们二人间的分歧做简单化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