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为求真是而求真是”的纯学术态度，充分体现了乾嘉学者在知识论方面所具有的纯粹“求真”精神。而且，段玉裁清醒地意识到，追求“真是”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后来的人不断地发现“真是”是服从知识本身的规律，因而会不断地产生新的真理。段玉裁对“真是日出”的信心，从原则上预示了他之后的世界不断产生各种“真是”的历史，而他得出的这一科学性的预言是从人文学研究的过程中获得的。就追求“真是”是一个过程的认识而言，他有超逸其师戴震追求“十分之见”之处。因为戴震似乎没有看到“十分之见”是一个理想性的目标，而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正是因为段玉裁等人有这种纯粹的“求真”精神，后来梁启超、胡适等人都认为清代乾嘉学术具有科学精神。
与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语言哲学纲领相比，段氏更强调了经文与语言学的相互独立性，以及在此独立性基础上所具有的相互关联性。更有甚者，在段氏看来，语言学的根本在于熟悉声类，即语音学的基础作用，不理解语音学，古典的语言学也就缺乏坚实的基础，语言学的基础不扎实、不牢靠，对经典意义的理解则失去了可信性。因此，段玉裁非常重视声音与意义的关系，将戴震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一般语言哲学思想，细化为“由音通字义，由字义再通道”的语言学的哲学思考。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重视发掘训诂的原则，即更重视对语言学规则的总结，从而为正确地解经提供更加合适的工具。如他在论述训诂的原则时说：“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字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经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点画谓之文，文滋谓之字，音读谓之名，名之分别部居谓之声类。……不习声类，欲言六书，治经难矣。”[6]所谓“不以字妨经”，意思是说通过对局部的字词的正确理解与训释，为经文大意的正确把握提供文字、语言方面的正确释义；“不以经妨字”，是要求解经者具备精湛的文字、音韵学知识，将经文中的字词、语言给出正确的训释。这段话的重点在于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在解经过程中的重要性。他花费了四十年时间才出版的《说文解字注》一书，通过对《说文解字》一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于古形、古音、古义互可求焉”的文字释义方法，为更能逼近古代经典原义提供了更为精确的语言学的释义工具。
（三）“求是”与经学中的人伦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段玉裁的“求是”活动与经学研究中的求道要求具有内在的联系，与戴震的“尊经”思想一脉相承并有所推进。段玉裁认为，“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总武库：“尝闻六经者，圣人之道之无尽藏。凡古礼乐、制度，名物之昭著，义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经，无不可得。虽至亿载万年，而学士、大夫推阐，容有不能尽，无他，经之所蕴深也。”[7]这一经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既限制了段玉裁在思想层面进一步地做创造性和批判性的思考，也使得他的“求是”活动难以取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成果。虽然，他在音韵学的学术研究方面不乏创见，而且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但他的文字、音韵学研究还只是停留在经学领域，未能在子、史等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展开自己的研究。段玉裁在经学研究过程中“求是”理想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不只是段玉裁一人的局限性，也是整个乾嘉经学研究中共同具有的局限性。这一源自经学研究内在学理的局限性，也从根本上限制了乾嘉经学研究难以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在伦理思想方面，段玉裁不像其师戴震那样批评宋代理学，而是认同宋代理学的伦理观念。这也从价值立场上限制了他的“求是”活动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思想启蒙的意义。虽然，他也反对将考据学技术化，要求考据学与求道，即身心性命之学的形上追求结合起来，这一精神努力方向与戴震是一致的，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经学”自身的特点限制了其他“求是”价值理想的充分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