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是乾嘉学术研究的共同精神纲领，但每个学者对此具体精神纲领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异性，从而显示了乾嘉学术共同体内部精神内涵的丰富性。段玉裁学术的主要成就在对《说文解字》的研究方面，但其学术思想非《说文解字注》一书所能概括。相对于其师追求“十分之见”而言，段玉裁在“求是”方面表现出某种谦逊的态度，而且将“求是”上升到人生终极价值追求的高度，深化并推进了该时代学人对“实事求是”共同精神纲领的理解。
（一）“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
相对于焦循、阮元而言，段玉裁更是一个语言学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在促使18世纪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其思想与哲学更远，而与语言学更近。即使如此，他在有关训诂、注经原则、治经方法等方面的论述，仍然涉及了广义的语言哲学的问题。特别是他在古典的语文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追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在《左传刊杜序》中说：“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若必可信矣。”[1]他曾经批评当时人模仿明人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和明末清初大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的著书方法。他认为这种著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同，中无所得，仅是邀名而已。他自己的观点是著书应当追求真知。他说：
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剺剖其是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2]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认为，通过这种追求真知的活动，上可以神交古人，下可以神交后人，使人的生命存在超越时间的限制而进入永恒的境界。他说：“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之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3]这种在追求真知的活动中寻求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的思想，恰恰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乾嘉学者的学术活动并非仅仅是外在的政治高压的结果，他们在考据学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寻找到了精神寄托。这也是我们从内在的角度理解乾嘉时期考据学兴盛的一个关键之所在。
通过对王应麟、顾炎武为代表的“博闻强记”式的著书活动的批评，段玉裁提出了自己的为学主张，认定考据学乃为学问之全体。他说：“考核者，学问之全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故考核在身心性命伦理、族类之间，而以读书之考核辅之。今之言学者，身心伦理不之务，谓宋之理学不足言，谓汉之气节不足尚，别为异说，簧鼓后生，此又吾辈所当大为之防者。然则余之所望于久能者，勿以此自隘，有志于考核之大而已。”[4]此处需要稍加辨析的是：段玉裁在此所说的“考核”，已经不再是局限于狭义的考据了，而是包含了“身心性命伦理”等抽象的思想内容，只是他要以知识论的“求真”方式来实现他的哲学思考。
（二）“真是日出”——“求是”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与其师戴震追求“十分之见”的确然性知识目标不尽相同，段玉裁认为“追求真是”是一个过程，不是一劳永逸的活动。后代胜于前代，后人不得已要与前人不同，是追求真理的一般规律所规定的，并不是有意要难为前人。他说：
著书者，固以天下后世信从真是之为幸，而非以天下后世信从未必真是之为幸。左氏非不乐公羊、穀梁之后出，杜氏非不乐刘炫辈之后出，朱子在今，必深幸诋议之有人。夫君子求为可信，不求人之信。求其真是，而亦不敢自必为真是。此真是之所以日出也。[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