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20]
上述戴震所言的“制数”之学八个方面的内容，在中国古代的经学思想体系里，都属于专门之学；在现代的学科体系里分别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三大领域的知识。“恒星七政”、三角八线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天文与数学领域的知识；管、吕声律之学、《考工》所涉及的具体技术复原，属于艺术、技艺与自然科学的交叉领域的知识；《诗经》中的用韵问题、比兴问题，每个字的声母、韵母与意义的关系问题，属于人文学中的古代语言学研究领域的知识；古代宫室、衣服及其制度，地理沿革等，是人文学中的历史、地理及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的知识，也与应用科学中的工程学的知识相关。这八个方面的具体知识内容，在经学的体系中既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在服务于经文整体意义的解释过程中，又需要做贯通性的理解，而不能单独地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知识来对待，这便是经学解释学对待“若干事”所要用取的正确态度。这与我们今天依照西方知识分类学的方式，将这八件事分别当作具体的知识门类来做客观的研究，是极其不同的一种处理态度。因此戴震的“经学解释学”的思想体系里，包含着如何从整体回环的角度来处理这些专门知识的解释学的技艺。换句话说，通过整体与局部循环的解释技艺，将这些分门别类的知识“说明”[21]（explain）服务于经文文本之道的发掘与阐述这一根本目标。“若干事”中第一类具体知识，相对于经中之“道”而言，都是一个局部与细节。但对于这些局部细节的准确把握对于解释者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道而言，虽然是局部的，但对这些局部细节知识的准确性认识，都有助于对道的准确理解。如果转换成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来讲，这些局部、细节之物，就是器，而经中的道与这些物（器）的关系就是道器关系。反过来，由于求道目标的整体性又可以让这些细节、局部“若干事”构成一个之于道而言是有意义的“一件事”，而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尽管这一点，在戴震的经学解释学中并没有明言）。按照王夫之的“道器观”来看，即“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22]。
（三）大其心和圣人协于天地之心志相协与言语、思想之整体回环
戴震的经学解释学及其所具有的解释的循环特征，在其显性的表达方面主要是通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简明命题，以及与经中之道准确理解相关的“若干事”显现出来的。而其经学解释学中所包含的解释者主体之心与被解释的经文文本中的圣人与天地相协的“大心”之间的解释循环，或者说是“视界融合”，在重视人文实证氛围的乾嘉时代，以及长于训诂的戴震经学思想体系里，则一直处在隐性的位置。而下面一段话，则比较集中而完整地体现了戴震经学解释学中处于隐性位置的“三重循环”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