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训诂学或语言学方法与局部、整体之回环
戴震经学解释学的第一层次内容，就是语言层面的释义。而在语言层面的释义不同于传统经学的文字训诂，就在于其语言层面的训释包含着对具体经文文本的整体精神（即道）的把握，以及作为经文而存在的整个经学文本的核心精神之把握，不是具体语句或局部意思之疏通。戴震是这样陈述自己的经学解释学的形成过程的：
仆自少时家贫，不获亲师，闻圣人之中有孔子者，定六经示后之人，求其一经，启而读之，茫茫然无觉。寻思之久，计于心曰：“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求所谓字，考诸篆书，得许氏《说文解字》，三年知其节目，渐睹古圣人制作本始。又疑许氏于故训未能尽，从友人假《十三经注疏》读之，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17]
从解释学的角度看，上述引文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说，儒家的经文文本中最核心的内容或精神是道。如何能够把握经文文本中的“道”呢？那必须要通过对构成经文文本的文字、语言进行理解与解读。其二是说，仅仅靠单独的字义、语句的文字、语言的解读，还不足以把握经文文本的深刻意思。首先要将经文文本的一个字的意思贯通到群经的文本之中，然后还要考察文字在造字之初的本义，最后才有可能正确地把握经文文本中的道。而正是这第二层意义，构成了戴震经学解释学中第一个层次的语言、文字层面的“解释循环”。
因此，上述的经学解释之循环可以包含两层三个环节的经学解释的循环，第一层是字、语言到道，与由道来理解语言、文字的循环。没有道为指引、为统领的训诂、语言解读，只能是破碎的，无意义的经文解释方式。对于此点，戴震有明确的批评，甚至有非常不恰当的说法，认为训诂、考据的学问如果不与“求道”的目标发生内在的关联，就是抬轿子的轿夫，而只有求道的行为或求道的人，才是坐轿子的人。[18]
第二层是一字之义与群经、造字、用字的六书之间的循环。如他在反驳宋儒理学时用的文字训诂方法，就采用了这一方法，他认为，“理”字在诸经中不多见。[19]既然六经及其后来的传、记等解释经文的著作中都不常见“理”字，可见宋明儒所讲的理学在儒家经学传统里就不应当处于核心的位置。此处，戴震的经学思想中还没有现代哲学学科的概念/范畴等知识与观念，他此处所讲的“理”字，实际上即讲理的概念与理念。从论证的策略来讲，戴震的这一经学论证思路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我们要依经立义。如果从现代哲学创造性的转化或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角度看，这一经学的论证理路未必有说服力。
（二）“制数”之学与局部、整体之回环
戴震的经学解释学思想体系当中，不仅有古代汉语的释义学等语言学解释层面的循环，而且还有经学解释过程各种具体的制度、技术、技艺知识层面的融会贯通意义上的解释的循环，即戴震所说的“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这“若干事”即传统学问统称的“制数”之学，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即经学解释过程所遇到古代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问题，一共有八个方面的内容，如戴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