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从“道问学”的角度批评历史上的贤人，一类是博学而不精审的郑樵与杨慎；另一类是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的心学学派一系人物。他说：“前人之博闻强识，如郑渔仲、杨用修诸君子，著书满家，淹博有之，精审未也。别有略是而谓大道可以径至者，如宋之陆，明之陈、王，废讲习讨论之学，假所谓‘尊德性’以美其名，然舍夫‘道问学’则恶可命之‘尊德性’乎？未得为中正可知。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8]而最后一句“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似乎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改编版。与顾氏不同的地方在于，戴震将儒者在知识方面的欠缺看作儒者之耻，而不再是顾炎武强调道德修身方面的耻感。然而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戴震仅“道问学”而不“尊德性”了。更准确地讲，戴震认为“尊德性”必须通过“道问学”的实学途径去实现。这与他后来在《绪言》《孟子字义疏证》中强调的通过不断扩大知识视野，提高认识能力，以使人的德性上升到神明境界的哲学、伦理学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
（二）《与姚孝廉姬传书》与戴震学术、思想的变化
《与姚孝廉姬传书》一信，主要讨论了经学研究过程中如何获得“十分之见”的方法论，以及学者应当确立“求道”的高远目标这样两个问题。所谓“十分之见”即上文所讲的为学应当“精审”的意思，只是用词不同而已。而学问的“精审”“十分之见”即指学问中包含着高度准确性的知识，与现代哲学认识论所追求的目标——“真理”比较相似。该信已经开始批评汉儒、宋儒在为学精审方面的不足与缺失之处了。另外还旁涉学者要“深思自得”的学术个性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师友之道的新见解等两个方面的问题。主要内容有如下四点，分述如下。
第一，寻求“十分之见”及其方法论的问题。戴震这样说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9]
上述这段文献极其重要，至少包含了如下三层意思。其一，在有关经学研究方面有两大类型的成果：一是“十分之见”（绝对正确）的成果和“未至十分之见”（部分正确）的成果。其二，对“十分之见”从理论上给出了规定，它是一种融贯性的、系统性的真理认识，古今贯通，与道相合，本末兼顾。其三，对如何达到“十分之见”的方法从否定性的方面进行了规定：不能依据传闻而猜测事情的真相，不能从众人的说辞或观点中选择一种看起来更好的观点当作正确的认识，不能凭玄想而不凭证据来决定是非，不能根据一个孤立的证据来确立一种融贯性的认识。不亲自考察事情的原委，不亲自考察并梳理事情发展的细节与过程，都不可能达到“十分之见”。
第二，批评汉儒、宋儒的“得失中判”。戴震说：“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10]刚过而立之年的戴震，在学问上具有极大的气魄，敢于目空千古，对前贤大儒在学问上“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的缺陷大胆地给予了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