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是仲明论学书》与戴震学术思想的第一次总结
《与是仲明论学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戴震学思经历及其早年的学术思想，分析如下。
第一，戴震早年的学术成长经历主要是靠自学，没有专门的师承关系。他在长期摸索之后得出了如下的认识：“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3]这是30岁以前的戴震所明确的经学思想与治经学的方法论——即通过文字、语言的途径寻求“经”文中的抽象哲学道理——道。而“由词通道”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第二，他的文字学研究起源于许慎的《说文解字》。然后又发现《说文解字》对于故训之解不能尽其意，又研习《十三经》的注、疏，进而在学术思想上又获得新的认识：“则知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4]这一思想极为重要，体现了戴震从局部到整体，又从整体到局部的经学解释学思想。而其经学解释学思想是以文字、语言的理解与分析为基础的。
第三，除了文字与语言的功夫之外，从事经学研究还需要解决“若干事情”，这“若干事情”即戴震后来概括的“制数”之学。这一段文字较长，但为了能充分揭示戴震早年的学术思想，不得不引证如下：
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而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从宜辨。……中土测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句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管、吕言五声十二律，宫位乎中，黄钟之宫四寸五分，为起律之本。学者蔽于钟律失传之后，不追溯未失传之先，宜乎说之多凿也。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于经有所会通，然后知圣人之道，如悬绳树槷，毫厘不可有差。[5]
上述文献表明，戴震在30岁之前还花费了十年时间研究古代典章制度、古代科学史、数学史、西方传来的数学知识。其中对中国勾股、缀术（将圆形图展开进行细分，然后再合成为圆形）与西方三角形八线方法的优长比较有认识上的不妥，其余的部分都可以看作戴震在文字、语言之外还重视“制数”的治经学术思想。如果比较简洁地来概括戴震的治经学术思想，大体上可以说有两条路线：一是传统的小学（或曰类似西方的语文学），二是典章制度史、科学史等史学知识。这两种知识在人文学领域里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与可实证的特征。这也是晚明以来学者要求以“实学”（此词意义极其宽泛）代替宋明理学、心学的思辨哲学——虚学的共同倾向。戴震很少用“实学”一词，因为宋儒也将他们的学说称为“实学”[6]，并以之与佛学与道家、道教学说区别开来。但在晚明、清代学者看来，宋明儒的理学、心学在对待经学的问题上过于偏重思辨，一方面缺乏故训的基础，另一方面缺乏对上古制度史、科学技术史的了解。要而言之，宋明儒在经学方面缺乏必要的实证性知识。因此，在戴震看来，他们对经学的研究成果就难以令人信服。上述戴震所说的“若干事”，可以概括为知识的考古工作。这就是说，经学研究除了文字、语言学的基础知识之外，还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知识考古工作做辅助。
第四，研究经学有三大困难，即“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