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学的训诂能否通达经中之道
对于语言学的训诂方法能否通达经中之道的方法与路径问题，戴震的经学解释学思想原则在当时及后来引起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反对派认为以训诂的方法来理解经中大道，完全是支离、破碎大道，当时的代表人物是钱载（字萚石），后来主要是方东树。而在方法上肯定戴震的训诂方法，在思想倾向上反对戴震的翁方纲则装扮了一个调停的角色。戴震的后学与私淑戴震思想的人，坚持并深化了戴震所提倡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一字之义，当贯群经”，以及“因音求义”的广义语言学方法。此一派的观点在本书中有专门的章节加以讨论，此处暂且不表，我们在此将集中讨论反对派的意见。
与戴震同时且年纪稍长的诗人、画家钱载，对于戴震“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方法，不以为然，可惜钱载批评戴震以训诂学方法解经的观点没有正式的书面文字，只能在翁方纲的《附录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中有一点间接的记录：
昨萚石与东原议论相底诋，皆未免过于激。戴东原新入词馆，斥詈前辈，亦萚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萚石谓东原破碎大道，萚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28]
翁方纲本人的观点是，不能否定训诂学与经义的关系，但也不能把这种关系强调到必由之路的高度。面对钱载的观点，翁氏的意见是：“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29]
面对戴震，翁氏的意见有两点。其一是肯定的观点：“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辩，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30]其二是认为戴震夸大了训诂与经义的关系。训诂、名物对于经义的解释不是普遍有效的：“东原固精且勤矣，然其曰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亦偶就一二事言之可矣，若综诸经之义，试问《周易》卦爻彖象乘承比应之义，谓必由典制名物以见之可乎？《春秋》比事属辞之旨，谓必由典制名物见之可乎？”[31]
在这一段质疑戴震的文字里，后而还列出了《尚书》《诗经》《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家的经文文本，认为不可能都通过戴震所主张的以“典制名物”去求其中义理的方法。翁氏认为：“戴君所说者，特专指《三礼》与《尔疋》耳。”[32]翁氏的实际主张，要以义理为主，但不反对考订，认为惠栋、戴震等人，“皆毕生殚力于名物象数之学，至勤且博，则实人所难能也。吾惟爱之重之，而不欲劝子弟朋友效之。必若钱君及蒋心畲斥考订之学之弊，则妒才忌能之所为矣，故吾劝同志者深以考订为务，而考订必以义理为主”[33]。
但需要注意的是，翁方纲所说的“义理”，是以程朱理学为实质性内容的义理，不是戴震所说的义理。从学术的道德与政治立场而言，翁氏是反对戴震的新义理观的，而且仅肯定了戴震的“名物象数”之学。翁氏的《理说驳戴震作》的基本结论如下。其一，戴震不应当以“名物象数”之学批评程、朱之学。翁氏说：“近日休宁戴震，一生毕力于名物象数之学，博且勤矣，实亦考订之一端耳。乃其人不甘以考订为事，而欲谈性道以立异于程、朱。就其大要，则言理力诋宋儒，以谓理者密察条析之谓，非性道统挈之谓，反目朱子性即理也之训，谓入于释、老真宰真空之说，竟敢刊入文集。”[34]
其二，戴震以物理、事理释义理，驳程、朱之理学，是“文理未通”，不足为据。翁氏说：“夫理者，彻上彻下之谓。性道统挈之理，即密察条析之理，无二义也。义理之理，即文理肌理腠理之理，无二义也。其见于事，治玉治骨角之理，即理官理狱之理，无二义也。事理之理，即析理整理之理，无二义也。假如专以在事在物之条析名曰理，而性道统挈处无此理之名，则《易》系辞传‘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乐记》‘天理灭矣’，即此二文先不可通矣。吾故曰戴震文理未通也。”[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