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三段文字是该序文之主体部分，丝毫看不出戴震维护汉儒、激烈批评宋儒的思想倾向。序文中提及余萧客“好古而有师法”，并说余氏的解经方法引起了他对自己旧时治经经验的回忆。最后，又说惠栋与他自己的学术、思想一致性之处在于“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说明戴震引惠栋的说经方法为同调，然后又再一次提醒“稽古之学”不仅在“故训”，要以“闻道”为志，则大体上接近真正的经学研究之正道了。
通过以上辨析，钱穆所谓戴震于扬州见惠栋以后，学术思想为一变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他所谓“《原善》三篇，大约在丁丑游扬州识松崖以后，以东原论学至是始变也”[43]的论断，也根本不能成立。上文所引《与方希原书》一信中已经透露了戴震学术的转向，只是没有明言转向《孟子》而已。钱穆又认为东原作三卷本《原善》，又是深受惠栋的影响。“乙酉，东原过苏州，题松崖《授经图》。《原善》扩大成书，即在其翌年。东原深推松崖，谓舍故训无以明理义，《原善》三卷，即本此精神而成书。故曰：‘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则东原论学著书，其受松崖之影响，居可见矣。”[44]这一说法亦没有任何根据，而且缺乏逻辑上的联系。戴震推崇惠栋的，正是惠栋学问中与他自己的精神相通的内容，而且在此序文中，戴震还指出了汉儒的不足，含蓄地讲了自己学术与惠栋的不同。钱穆上述所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想象之词。而且，钱穆文中的“排宋儒”一词的意思颇为含糊，不足以表明戴震反对宋儒理学的思想史性质及其前后的变化。前期戴震批评宋明儒，主要是学术方法方面的“凿空”。[45]《原善》《绪言》及《孟子字义疏证》批评宋儒，主要批评的是宋儒的伦理学，以及被意识形态化的伦理学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危害性。钱穆对戴震批评宋儒的思想前后内容的变化不做详细地考察，一味含混地说戴震批评宋儒，未能深契戴震学术思想之精神。这其实与钱穆的遵从宋儒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前见”密切相关。他虽然在学问路径上不同于现代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但在维护宋儒道德理想主义的思想立场方面，其实是貌离而神合。不明白钱穆的学术“前见”，就无法理解他对戴震反宋明理学思想难以契入的内在思想根源。
（三）惠栋与戴震关系的新结论
笔者的结论是：戴震在扬州会见惠栋后，学术思想并未发生如钱穆所说的那么大的变化。换句话说，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术并未受到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术的深刻影响。惠栋、戴震在扬州会面的历史意义在于：皖派学术在反对以凿空方式研究经学的学术主张方面找到了自己的同盟军。年青的戴震得到了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吴派领袖的支持，因而可以壮大自己的学术力量。皖派与吴派经学之间虽也有学术分歧，但为了批评时代学术所面对的共同大敌——凿空说经，只能是缩小、淡化二者之间的分歧，致力于发扬汉儒精神中通过训诂方式说经的长处，力诫汉儒“家法”分歧的缺点，而且始终要牢牢把握经学研究以闻道为最终目标的大方向。从上述所引的几则典型文献来看，作为该时代学术领袖的戴震的确有比较高明的学术同盟意识。如果从更高的理论意义来看，惠、戴于扬州的会面，使得乾嘉学术“以训诂、制数通经义”的人文实证主义的新学术“范式”，通过戴震的理论总结而得以彰显出来。至于这一新学术“范式”内部的分歧则降为次要的矛盾。而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彰显出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则再一次以学术史的理论形态凸显了乾嘉百年里“汉学”对“宋学”的绝对优势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