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能认真阅读上述文字的人，何曾能看出戴震有独宗汉儒、贬抑宋儒的思想倾向？更何曾有钱穆所说的如下意思？“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戴震此处所说与他34岁之前“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和通过弄懂“制数”来研究“经”文的思想高度一致。只是戴震早年所说的“道”在此变换成“理义”而已。只是在这段文献里戴震似乎有更贴近《孟子》的思想内容了，即“我心之同然”与“古贤人圣人心之理义”的相同性这一新内容。在《与方希原书》一信中（1755年），戴震曾说不再治早年的学问了。那么从33岁至43岁这十年里，戴震在做什么呢？戴震在研究《孟子》一书的哲学思想。《原善》三篇与三卷本《原善》当作于这一时期，后来所作的《绪言》也与这十年里研究《孟子》密切相关。而惠栋的学问主要在易学方面，在《孟子》方面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
我们再看《古经解钩沉序》一文（依钱穆的说法，该文作于戴震47岁时）。这篇序文的第一段还是要求士人研究经学以“求道”为终极旨归，并且特别突出人的“道义之心”与古圣哲“道义之心”，以及和古圣哲的道义之心与“天地之心”的双重内在关系。其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倾向变化是由考据向义理方向倾斜。但他所追求的义理仍然是他早年所说的“道”。只是“道”更明显地表现为人伦社会之“道”。他说：
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40]
该序文的第二段则是讲如何求得古圣贤之道的方法论问题的。而且对汉儒“经师故训”的方法表现了极大的怀疑。但戴震主要力诫的还是以“凿空”的方式说经。虽然汉儒的训诂方法并不完全可靠，而且汉儒的“家法”不同，经解也各异，但如果舍弃这一方法，也不可能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他也只是在探索性的寻找其他的方法而已。这表明戴震对“汉儒”的方法并不是完全地依赖，其实也就间接地对惠栋及其弟子余萧客持守“汉学”的态度并不完全是无条件地赞同。原文如下：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虽然，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余尝欲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41]
该文的第三段重申其早年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的观点。所不同的是，“词”明确地变成了“语言”，而且对“凿空”者的弊端指证得更加具体，即“缘词生训”与“守讹传谬”。这两种具体的弊端在《与是仲明论学书》和《与方希原书》两信中均可找到类似的说法。原文如下：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