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内容扼要地陈述了钱穆论惠栋与戴震之间关系的整体性观点。依我们的观点来看，钱穆的这种学术史叙述基本上不符合学术史的真实情况。其一，戴震在风闻惠栋之前已经是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其二，戴震对汉儒、宋儒、明儒都有所批评。其三，戴震已经明确地确立了自己以“求道”为终极价值目标的学术人生志向。其四，钱穆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戴震自17岁后至34岁的17个年头里辗转江西、北京各地的人生经历，以一句“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的来概括戴震的学术性格，其实多有疏漏。其五，晚明以降的学术风气未必仅钟集于吴派惠氏而不影响戴震，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的学术思想既是惠栋的学术思想前缘，同样也是戴震的学术思想前缘。考戴震前期《经考》等著作，戴震在书中多次提及顾炎武、黄宗羲，并由此上溯到元代黄泽、南宋董槐等人的学术成果并对这些著述有研究与批评，绝对不是钱穆所谓志在阐宋、志在述朱。然而我们现在已经无法了解钱穆的内在学术心理，无法了解他为何如此夸大吴派对皖派的学术影响，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戴震学术、思想“必空所依傍”[36]的独创性。
（二）戴震与惠栋的学术、思想关系再考辨
钱穆以戴震43岁时所作《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古经解钩沉序》两文为典型材料，得出戴震自1758年冬（时年35岁）见惠栋后“论学宗旨盖始变”的结论。他的具体结论是：“东原是文作于乾隆乙酉，而议论与前举已大异。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曰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是东原论学一转而近于吴学惠派之证也。其后四年，己丑，东原为松崖弟子余萧客序《古经解钩沉》……据是观之，东原此数年论学，其深契乎惠氏故训之说无疑矣。”[37]
下面就来具体分析这两篇文章中戴震学术思想的具体方面。首先，《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第一段，戴震非常生动形象地追忆了惠栋见戴震之时的激动之情。“前九年，震自京师南还，始睹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38]这表明，惠栋对于戴震之学已经有所耳闻。
其次，戴震借表彰惠栋之学之机，重申自己在34岁之前就已经形成的学术思想，要求训诂活动服从对六经义旨的阐述，而阐述六经义旨又必经文字、训诂之途径，同时还要注意对典章制度的了解。只是表述的言辞方面有所不同。原文如下：
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岐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训故，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训故。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训故，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训故、理义二之，是训故非以明理义，而训故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