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惠栋与戴震的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现代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一是以钱穆、李开等人为代表的主流观点，他们认为，戴震在35岁那年见到惠栋之后，学术与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二是以许苏民与笔者本人为代表的新观点，不同意钱、李等人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惠栋对戴震的思想、学术影响并不像钱穆与李开说的那么大，只是戴震的学术视野扩大了，并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同盟军。见了惠栋之后，吴派自是吴派，皖派还自是皖派。[24]
（一）钱穆论惠栋与戴震的关系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戴东原”条中，高度评价了惠栋对乾嘉学术的影响。他认为，惠栋之学“尊古而信汉，最深者在《易》”[25]。惠栋发挥其祖父惠周惕、其父惠士奇之汉易学思想，使得“汉学之绝者千五百年，至是而粲然复章”[26]。惠栋“守古训，尊师传，守家法，而汉学之壁垒遂定。其弟子同县余萧客、江声诸人先后羽翼之，流风所被，海内人士无不重通经，通经无不知信古，其端自惠氏发之，而于是有‘苏州学派’之称”[27]。
钱穆认为：“戴学从尊宋述朱起脚，而惠学则自反宋复古而来。”[28]他将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术渊源追溯到浙西与浙东两派，认为惠栋既继承了顾炎武“通经则先识字，识字则先考音”之学，“以经学之训诂破宋明之语录，其风流被三吴，是即吴学之远源也”。[29]浙东旧学，阳明精神尚在，通过黄梨洲兄弟驳《易图》、陈乾初疑《大学》，再到毛奇龄盛推《大学古本》、再到阎若璩辨《古文尚书》等一系列的学术活动，其结果“与亭林有殊途同归之巧，使学者晓然于古经籍之与宋学，未必为一物”[30]。“清初诸老，尚途辙各殊，不数十年，至苏州惠氏出，而怀疑之精神变为笃信，辨伪之工夫转向求真，其还归汉儒者，乃自蔑弃唐宋而然。故以徽学与吴学较，则吴学实为急进，为趋新，走先一步，带有革命之气度；而徽学以地僻风淳，大体仍袭东林遗绪，初志尚在阐宋，尚在述朱，并不如吴学高瞻远瞩，划分汉、宋，若冀、越之不同道也。”[31]钱穆为了证明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具有急进的反宋学主张，转引了他人记载惠栋评《毛诗注疏》中的一句话：“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32]由此奠定了惠栋反宋学的开山者的位置，从而将戴震看作闻惠栋之风而后起者。他说：“盖乾、嘉以往诋宋之风，自东原起而愈甚，而东原论学之尊汉抑宋，则实有闻于苏州惠氏之风而起也。”[33]
钱穆这一观点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观点，实渊源自江藩。江氏在《汉学师承记》中概述经学的历史时说道：“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34]然而，江藩还只是从时间上来叙述吴派汉学与皖派汉学之间的关系，并未像钱穆那样如此坐实吴、皖二派之间的关系。而江藩也只是说：“江南惠定宇、沈冠云二征君，皆引为忘年交。”[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