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专横和专制的抽象观念以及抽象力量的存在，内在地决定了“厘定界限”成为辩证法的批判活动的中心主题和任务。通过“厘定界限”，消解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对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无所不在的控制，推动人的生命的解放，是人的思想和生活对哲学的内在呼唤，因而也构成辩证法的“批判”的根本使命。
“厘定界限”首先意味着要揭穿前述独断、专横的抽象观念，以及抽象力量的有限性、非无条件性和非绝对性，从而使铁板一块的封闭的僵化结构出现松动，暴露缝隙，并因此动摇其似乎不可撼动、“天经地义”的支配和统治地位。如前所述，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是以跨越边界、无限扩张和膨胀实现对人的思想和现实生活的全面宰治为取向的。对此，无论是具体科学，还是人们的常识，都是不予自觉反思的。与此不同，辩证法的独特思想特质就在于通过反思批判性活动，揭示了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无条件和绝对化外观下所蕴含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从而使这种外观所具有的幻象和欺骗性得到充分的显现。康德对思辨理性把握无条件的总体时所必然陷入的二律背反和先验幻象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及其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陷于崩溃的分析，便是通过哲学批判揭示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有限性的典范。
与上述相关，“厘定界限”揭示了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有限性，使“说完了一切”和“掌控一切”的“终极存在”从不容置疑的神圣光环的王座上跌落下来，从而使强制性的话语权力与控制性的专横力量失去了无条件的权威。在此意义上，辩证法的批判活动就是对权威话语和压迫性力量的控诉、反抗和抵制，这是辩证法的批判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活动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选择。在此意义上，辩证法的批判必然具有“解构”和“超越”的精神气质。如果没有对权威性话语和压迫性力量的这种自觉的抗议和否定态度，辩证法的批判活动就将失去其灵魂和生命。因此，这是区分真正的辩证法的批判和以批判为名出现的哲学赝品的试金石。如前所述，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代表着控制一切的超级话语和终极力量，因而它总是以“唯我独尊”的神圣的、免于批判的形象示人。辩证法的批判活动就是要终结这种虚幻的神圣性，使之从“皇帝”变成“公民”。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名言可谓最好地阐释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的这一层内涵：“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6]而这一点最终落实为这样一个“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27]在此意义上，辩证法的批判活动对“界限”的厘定，宣告了一切终极真理、最高价值和最后权威的终结，哲学批判因此具有了“反潮流”“反偶像”的鲜明性质。
令辩证法的批判活动厘清“界限”，最终目的是释放被无限膨胀和扩张的抽象观念，和被抽象力量所窒息的思想活力、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创造性，是让思想和生活真正能够“如其所是”、不受控制、不受强制和不被扭曲地存在与生长。在此意义上，以厘定“界限”为目的的哲学批判并不是消极的否定和解构，而是要对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反义词”，即思想和生活的异质性、自由创造本性和面向未来的开放性进行自觉捍卫并肯定的思想活动。这一点构成了辩证法的批判活动最深层的价值关怀和根本旨趣。康德通过“理性”批判，限定思辨理性的界限，是为人的超越自然因果必然性的自由意志以及以自由意志为根据的实践理性开辟独立的空间，因而也就为人超越物的自由和尊严进行辩护。马克思厘清资本逻辑的界限，是为了寻求超越资本逻辑、摆脱资本对人的统治，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现实道路。他们的工作均体现了真正的哲学批判的真谛，即“厘定界限”，最终是要通过“冲击边界”去“超越界限”，从而为被“界限”所阻隔和压抑的思想和生活向度打开闸门，开辟通道，创造希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精神是建立在对人不断超越、否定和扬弃自然给定的生命本性的自觉体认基础之上的。离开这一点，所谓批判和否定就将陷入无的放矢、漂浮无据的堂吉诃德式的偏执和狂妄中。二是辩证法的批判和否定精神的归宿是为了克服妨碍人的生命发展和生命提升的束缚，促进人的生命解放和生命自由。马克思的那一名言，即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8]，只有立足于上述两方面才能得到真切的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