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批判”的理解揭示了哲学意义上的“批判”最为深层和精髓的含义。第一，他揭示了哲学的“批判”是一种针对抽象观念和独断教条的反思性活动，这种活动是自觉的和主动的，发生于对抽象观念和独断教条的怀疑和重新审视之中。第二，哲学批判活动的精髓是“厘定界限”，即试图超越抽象观念和独断教条的界限，以无条件的总体性原理为追求的形而上学欲望进行限定，戳穿其试图涵盖和统率一切并成为“专横的形而上学女王”的幻觉。
福柯在一篇回应康德《何为启蒙》的文章中，对“批判”作出了异曲同工的理解。福柯说道：“批判正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的反思。如果康德的问题是弄清认识应当避免超越何种界限，那么，我认为，在今天，批判的问题应当转变为更积极的问题：在对于我们来说是普遍的、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东西中，有哪些是个别的、偶然的、专制强制的成分。总之，问题在于把在必然的限制形式中所作的批判转变为在可能的超越形式中的实际批判。”[24]这样来理解“批判”，所导致的后果是，“批判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使我们建构我们自身并承认我们自己是我们所作、所想、所说的主体的各种事件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调查。从这意义上说，这种批判不是可被超越的，其目的并不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25]。在此，福柯特别强调如下几点：第一，哲学的批判的实质是对“极限的分析和对界限的反思”；第二，对“极界”和“界限”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辨别“偶然的、专制强制的成分”，并对之进行实际的反思和批判；第三，对“极限”和“界限”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宣告“形而上学之不可能”。
需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对“界限”的厘定和反思构成辩证法批判精神的核心？或者说，为何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必须把厘定“界限”视为自身的工作重心和基本方式呢？
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抽象观念和抽象力量的本质就在于其试图把自身膨胀为凌驾和控制一切的普遍性存在，并以此为根据驯服丰富性和异质性的自主生成和运动，从而导致“抽象对人的统治”。抽象观念在哲学理论上，最典型的表现是传统思辨形而上学；在社会观念上，最典型的表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意识形态”。前者以以一驭万的“绝对”或“大全”式的终极原理为目标，后者则“把特殊的东西当成普遍的东西”，并进一步把“普遍的东西当统治性的东西”，其根本取向均在于以同质性抹杀异质性，以元叙事消解多元化的局部叙事，以独断性的同一性原理取消思想和存在的流动性、变异性与开放性向度等。后者进一步把这种同质性的、独断性的同一性原理和元叙事变为统治性和控制性的权力话语，并与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成联盟，谋求对现实生活的支配和控制。抽象力量是指现实生活中那些无限制膨胀并企图控制全部生活的社会存在，如现代社会中的资本、技术等。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它们代表着“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如同思辨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把自由和丰富性的思想蒸馏成抽象的同质性原理那样，“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则把无限丰富的和自由创造的现实生活削平为单一的抽象原则。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形而上学，它把人的生命片面化为完全动物般的贫乏存在。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是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的完成和最高形式，它把人削平为物的摆置者和世界图像的表象者。以上种种，无论是抽象观念，还是现实生活中的抽象力量，都无不以跨越边界、无限扩张和膨胀为取向。在此意义上，它们必然是专横的和专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