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始，古希腊哲学产生了重大转向，这种转向，哲学史家或称为“人学”转折，或称为“价值学转向”，用卡西尔的话来说是，“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恰恰是在人的问题上”[10]。其基本特点在于把哲学的目光从对自然性“始基”的追寻转向对伦理、社会和人生问题的关注。在那里，辩证思维所固有的生存论底蕴以更加鲜明和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
按照哲学史家们相对接近的看法[11]，虽然在此之前，哲学家们的思考已表现出了丰富的辩证思维，但在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和使用辩证法的人是苏格拉底。米·亚·敦尼克等人编著的《古代辩证法史》认为，“辩证法一词最早由苏格拉底所使用”，“按照色诺芬尼的论述，辩证法这个词本身是苏格拉底从聚在一起讨论问题的人们‘按种属划分对象’的活动引申出来的”[12]。苏格拉底本人把辩证法比喻成“精神助产术”，其目的在于通过与对方一来一往的“问答”和“对话”，揭示对方回答上的矛盾，唤醒对方的自知和道德意识，启发人去寻求德性之知，以养成道德的人格。也就是说，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通过揭示对方话语中的矛盾，促使对方放弃现象的、表面的、似是而非的观念，以达到普遍的、必然性的“真理”。而对“真理”的认识内在的要求按照真理来生活，“真理”与“美德”是内在统一的。
其后，在柏拉图那里，“辩证法”作为最高级、最纯粹的精神活动，更成为达到道德“至善”的最有效途径。“至善”犹如灯塔，构成了全部人类活动最高的追求，而辩证法则构成了达到这一目标的根本方法。对此，伽达默尔明确指出，当初柏拉图提出辩证法，其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善”。他说道：“真正的辩证法的逻辑和伦理方面的整体关系贯穿在全部柏拉图的著作中。在柏拉图看来，使人之为人的是人必须问善的问题，即他必须区分和选择正确的生活，选择是人绝对的基本处境，选择必须包括理由，这意味着知道理由，用理由来区分。苏格拉底的对话者所要做的就是这个。辩证法，或者说思维，起源于人的原始的选择，所以它不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术，而是人生存本身的活动。因此，人生本身是辩证的。”[13]“人生本身是辩证的”，把辩证法与人生如此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充分表明了辩证法所内蕴的生存论意味。
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在不少方面与柏拉图并不相同，但在把“至善”视为辩证法的基本旨趣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在他那里，事物的存在方式呈现为从潜能到现实的运动和飞跃，“至善”或“神”作为世界万物的内在目的和推动力量，吸引着较低的“理念”和下方的世界，使整个世界成为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最低价值向最高价值的运动和过渡系列。很显然，无论是在柏拉图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至善”表征着生命的最高原则和最高目标。把它置于全部哲学的中心，充分地表明了，在“辩证法”的核心处所涌动着的正是生命不断要求自我超越以追求更高的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强烈冲动和欲求。
概言之，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辩证法思想，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倾向值得引起人们的高度注意。
首先，是“辩证法”所蕴含的对僵化教条的拒斥及对真诚开放的精神境界的寻求。众所周知，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辩证法的最初含义是“对话”，通过“对话”以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精神助产术”的原始意义。而“对话”，意味着各种彼此对立、相互矛盾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充分碰撞和交流，意味着允许各种相反的异质的观点充分地表达自身，并在此过程中使双方抛弃原先的僵硬对立，走向某种综合。也就是说，“精神助产术”内在地要求在“对立”和“矛盾”中思考，它与“独白”和“话语霸权”是不相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