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这种对生命自由和生命价值的肯定推向顶峰。人们常把《判断力批判》视为一本美学著作，但是，就最深层的意蕴而言，这是一本关于人的自由的“人学”著作。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通过道德价值的探讨，把问题从思辨理性领域转向了人。他通过对道德价值神圣性的证明确立了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地位，他以此向人们表明，纯粹理论理性的问题不是价值问题，作为理论理性认识对象的自然界也不存在价值问题，但在实践理性领域，人却是绝对的价值主体，人在此成了不可动摇的价值目的。但由此便凸显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自然世界的必然性与人的价值领域的自由性、知性领域的非价值性，以及实践理性领域的目的性之间产生了分裂和对立。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的根本主旨就是要弥合这一鸿沟，“把理论理性，把自然概念的领域置于‘人是目的’这一价值之光的照耀之下，使那自身不发生价值判断的东西由人赋予它们以价值”[28]。为此，康德提出并论证了“自然的合目的性”的著名命题，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无目的”意指它遵循着自然规律，而“合目的性”则是指，自然具有一种相对于人而言的目的性。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目的，我们假定存在于世界的东西，在真正的存在看来都是有所依靠的，而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就需要一个按照目的而行动的最高目的，这个时候，人就是创造的最高目的。也就是说，人构成了整个自然界运动的最高价值目标和最高追求目的。于是，自然界（现象界）的必然性和作为本体界的自由性，知性领域的非价值性和实践领域的价值性之间的分裂，在“自然的合目的性”这一命题之中达到了内在的弥合，从而实现了作为知性对象的“自然”概念领域向作为理性对象的“自由”概念领域的过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康德可谓揭示人性“矛盾”的大师，这一点贯穿在其全部三大批判之中，而且这些矛盾的揭示和解决是有边界、有分工、有层次且步步推进的。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揭示了理论理性的僭越所导致的矛盾或二律背反，并因此为《实践理性批判》彰显价值本体，确证人的价值主体性提供了空间。但由此又导致了必然极和自由极、自然极和价值极、无目的性一极和目的性一极等之间的矛盾和分裂，于是在《判断力批判》中，他又致力于弥合和解决这一根本矛盾和分裂，提出了“自然的合目的性”的重要思想。如果承认“矛盾”是辩证法的核心观点的话，那么，康德对人性“矛盾”的洞察便构成了理解康德的辩证法思想，乃至其全部哲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关节点。
更重要的是，从康德对人性“矛盾”的揭示和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辩证法思想始终是与“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其根本旨趣在于揭示和把握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彰显和确立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自由。国内哲学界在讨论康德的辩证法思想时，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是把他的辩证法思想局限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辩证论”中，并由此把他的辩证法定性为“消极辩证法”，认为康德的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揭示了思辨理性的僭妄及由此所导致的二律背反上。但康德只看到了矛盾的否定性结果，把矛盾或二律背反视为理性的“污点”并因此对它予以消极地否定，因此康德的辩证法是“消极的辩证法”而不是“实在”的或“积极”的辩证法。这种看法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其不足在于，没有看到康德对“矛盾”的揭示绝不限于“认识”领域，而是贯穿在真、善、美等各个人性向度，覆盖整个人的存在领域。因而理解其辩证法思想，必须把它置于康德的整个哲学思考之中，尤其必须把它置于他毕生的终极关怀——“人是什么”这一核心主题上来[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