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紧紧抓住戴震哲学中“道”的概念并给予详细的解释。他认为戴震所说的“道”字含有两种意义：“一是天道，一是人道。天道即是天行，人道即是人的行为。”而且，胡适认定，戴震的天道论是“一种自然主义”，是“一种唯物论”。这种唯物论的基础是理气一元论，因而是“一元的唯物论”，“与宋儒的理气二元论不相同”。[82]
胡适将戴震的宇宙观概括为三点。第一，“天道即是气化流行”。第二，“气化生生不已”。第三，“气化的流行与生生是有条理的，不是乱七八糟的。生生不已，故有品物的孳生；生生有条理，故有科学知识可言。最奇特的是戴氏的宇宙观完全是动的，流行的，不已的。这一点和宋儒虽兼说动静，而实偏重静的宇宙观大不相同”[83]。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胡适认为戴震的宇宙观是动的就是奇特的呢？《易传》哲学中的宇宙观也是动的，为什么就不是奇特的呢？这与胡适本人当时对科学的宇宙观感兴趣有关。因为在科学家的眼里，宇宙是动的。而早期的胡适是相信科学的。所以胡适对戴震哲学中所蕴含的科学因素特别感兴趣，甚至称戴震“是当日的科学家”，因为他“精于算数历象之学，深知天体的运行皆有常度，皆有条理，可以测算”“宇宙观也颇带一点科学色彩，虽然说的不详不细，究竟不愧为梅文鼎、江永、钱大昕的时代宇宙论”。[84]
胡适还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戴震哲学的宇宙论与伦理学之关系。他认为，与其宇宙论相一致，戴震伦理学中的人性论亦是“一种唯物的一元论，又和宋儒的理气二元的性论相冲突了”[85]。而且，“戴氏的人生观，总括一句话，只是要人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与方法来应付人生问题。他的宇宙观是气化流行，生生不已；他的人生观也是动的，变迁的”[86]。
在伦理学方面，胡适集中分析了戴震哲学中的核心概念——“理”字。在胡适看来，戴震对“理”字有如下三种说法：第一，“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第二，“总须体会孟子‘条理’二字，务要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则无不可为”；第三，“古人曰理解者，即寻其腠理而析之也”。[87]这是将分析与综合方法结合起来了，“最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88]。
胡适认为，戴震在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也是“他的‘理’论”。戴震认为：“心不是理，也不是理具于心。理在于事物，而心可以得理。”[89]心怎样求得“理”呢？这要看所求之“理”的种类。戴震将理分为两类：“一种是关于人事的理，一种是关于事物的理。”“关于人事的‘理’，他只主张‘以情絜情’。”[90]关于戴震所言“事物之理，则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胡适有其自己的看法。胡适认为：“戴氏说理，无论是人情物理，都只是要人用心之明，去审察辨别，寻求事物的条理。”[91]
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胡适虽然主要从科学主义的立场来研究戴震的伦理学，并没有明确地说戴震伦理学包含有自由意志的成分，但在比较戴震的伦理学与西洋的功利学派的伦理学时，还是间接地揭示了戴震伦理学有追求自由的倾向。如胡适说：“戴氏的主张颇近于边沁（Bentham）、弥尔（）一派的乐利主义（Utilitarianism）。乐利主义的目的是要谋‘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92]戴震也主张：“‘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务。’‘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期已矣。’”[93]而边沁、弥尔（今作密尔）等人功利主义派的伦理学恰恰是属于自由主义学派的，胡适看到了戴震伦理学与功利主义学派的关系，实际上也算是看到了其伦理学追求自由的特征。
3.对戴震哲学不足之处的分析
胡适虽然高度肯定了戴震哲学的成就，但他还是从现代哲学的高度分析了戴震哲学的不足。这一点与梁启超完全从肯定的角度来分析戴震思想的做法有一定的不同。
首先，他认为戴震的人性论认定“凡性皆善，故才亦美”，亦有错误之处。
其次，胡适也看出了戴震“以情絜情”说的理论缺陷。他说，“以情絜情”的理论前提是“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然而，这一前提“是不很靠得住的”。“所以‘以情絜情’的话，虽然好听，却有语病。”不如孟子所说的“心之所同然”“更稳当些”。“要求心之所同然，便不可执着个人所欲，硬认为天下人之同欲；必须就事上求其‘不易之则’。这就超过‘以情絜情’的套话了。”戴氏因为“自托于说经，故往往受经文的束缚，把他自己的精义反蒙蔽了”[94]。
这些批评性的意见表明：胡适对戴震哲学成就及其不足之处的评价还是非常有分寸的。没有一味地拔高戴震哲学的成就。体现了现代学者（其实也是乾嘉学者在真理面前不让于师）的应有态度。
他将清学与现代思想联系起来，发掘了清代至现代思想史上反理学的思想家及其思想，使得中国现代学术与自己固有的学术传统结合起来了，为引进西方新思想提供了广阔的文化背景。如他在研究反理学的思想家时，把反理学的思想发展分成两个方面、三个阶段。两个方面具体如下。第一方面是打倒（破坏），即“打倒太极图等等迷信的理学”——黄宗炎、毛奇龄等，“打倒谈心说性等等玄谈”——费密、颜元等，“打倒一切武断的、不近人情的人生观”——颜元、戴震、袁枚等。[95]第二方面是建设，即“建设求知识学问的方法”——顾炎武、戴震、崔述等，“建设新哲学”——颜元、戴震等。[96]三个阶段具体如下。第一阶段由顾炎武开始。顾氏实为反理学时代的开山大师。第二阶段是17、18世纪，以颜元、戴震为代表。第三阶段是20世纪初期开展的新文化运动，其代表人物是吴稚晖。
胡适以现代学术精神来重新解释清人的考据学与戴震的学术，使之与科学精神与重视民众物质需求的现代性思想结合起来了，从而在清代学术与西方现代思想之间构筑了一个可以对话、理解的平台，凸显了清代学术的现代性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