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用科学精神来诠释戴震的哲学精神。胡适十分重视戴震哲学中所包含的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他说：“这个时代是一个考据学昌明的时代，是一个科学的时代。戴氏是一个科学家，他长于算学，精于考据，他的治学方法最精密，故能用这个时代的科学精神到哲学上去，教人处处用心知之明去剖析事物，寻求事情的分理条则。他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75]
（二）对戴震哲学思想的来源、基本结构及其局限性的分析
1.对戴震哲学思想来源的分析
胡适亦曾对戴震与颜、李学派的关系进行了考察。胡适的最直接证据是戴望在《颜氏学记》中曾说，戴震的学说是根据颜元的思想而阐发的。然而亦找不到更进一步的证据。他也只好进行推测性的分析。首先，因为程廷祚（绵庄）是徽州人（1691—1767年），寄籍江宁（袁枚曾在此做过知县）。戴震二十多岁时曾随父到江宁去请教一位同族而寄寓江宁的时文大家戴瀚之家（约在1742—1743年）。1755年入京后，曾三次到扬州，时间分别是1757、1758、1760年。这其间皆有可能见到程绵庄。[76]1762年戴震中举，而在这之前，他屡次到江宁应试，亦有可能见到程绵庄。其次，程绵庄的族侄程晋芳（鱼门）亦徽州人士，寄籍淮安，是戴震的朋友。戴震或者可能从他处得知颜、李学说。胡适深知程晋芳非常推崇程廷祚，然反对程晋芳所推崇的颜、李之学。他是否会向戴震介绍颜李学说，这一点尚不能确定。不过，我在胡适之先生的考证基础上做一点引申。既然程晋芳要批评颜、李之学，必须要研究批评的对象。故程晋芳实亦极熟悉颜、李学派的主要思想。他或许在与戴震的交往中吐露过颜、李的主要思想。
不过，撇开具体的交谊不谈，从学理上看，戴震的“分理说”与颜元、李塨，甚至惠栋等人对“理”的解释有关。胡适说：“戴氏论性即是气质之性，与颜元同；他论‘道犹行也’，与李塨同。不过他说的比他们更精密，发挥的比他们更明白，组织的也比他们更有条理，更成系统。戴氏说‘理’，也不是他个人的创获。李塨和程廷祚都曾经说过“理”即是文理，条理。惠栋在他的《易微言》里，也有理字一条，引据了许多古书，想比较归纳出一个定义来。”[77]胡适十分清楚地看到，虽然从学术的脉络上看，戴震把“理”解释成“分理”的观点可能受到了颜、李的影响，如“颜元、李塨的学派提倡‘正德，利用，厚生’，也是倾向于乐利主义的。戴氏注重‘生养之道’，主张‘无私而非无欲’，与颜李学派似有渊源关系”[78]。但是戴震对“分理”内涵的把握与其价值的理解，则远远超过了他们三位。胡适说：戴氏与李塨、程廷祚对“理”字的理解大旨相同。“他们都说理是事物的条理分理；但颜李一派的学者还不曾充分了解这个新定义的涵义。这个新定义到了戴氏的手里，方才一面成为破坏理学的武器，一面又成为一种新哲学的基础。”[79]
从方法论角度看，胡适认为，戴震直接继承了顾炎武、阎若璩：“他不但用那比较考证的方法来治古音，并用那方法来治校勘，来讲训诂。他的天才过人，所以他在这几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绩。”[80]然而“戴震在清儒中最特异的地方，就在他认清了考据名物训诂不是最后的目的，只是一种‘明道’的方法。他不甘心仅仅做个考据家；他要做个哲学家”[81]。
2.对戴震“道论”、伦理学的分析
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与梁启超同时对戴震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相对于梁启超而言，胡适更加明确地从“科学精神”的角度揭示戴震哲学的宇宙论与伦理学两部分内容：一方面与梁启超的戴震研究构成相互呼应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补充了梁启超的戴震研究的某些不足之处，如对其宇宙论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