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描述大跨度历史阶段学术的概念，“近世哲学”或近世思想史，其概念的外延大抵是指自北宋到清末近千年历史时期的哲学与思想。然而其概念的内涵又是如何呢？换句话说，这一概念所揭示的近千年历史时期内的思想共性又是什么呢？对此，胡适有较明确的说法。他说：“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但中古宗教的势力依然存在；‘居敬’‘主静’‘无欲’都是中古宗教的变相。致知是纯粹理智的路，主敬是宗教的路。向来理学家说这两条路‘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其实这两条路‘分之则两全，合之则两伤’。五百年的理学所以终于失败，正因为认路不清，名为脱离中古宗教，其实终不曾跳出宗教的圈子。这三百年的学术界的趋势只是决心单走那格物致知的路，不管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67]
应当这样说，胡适虽然提出了“近世哲学”的思想史概念，将两宋与元明清近千年的学术、思想看作一个整体的思想史单位。但这并不表明他对这近千年思想史的研究无所侧重。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其“近世哲学”的研究中心似乎还是放在清代学术方面。其对清学与戴震的研究成绩远大于对宋学与对朱子、全阳明等人的研究。他所著的《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可以看作20世纪初较早系统研究戴震的少数奠基性著作之一，与梁启超一道，成为20世纪戴震哲学研究的开创者。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中的某些说法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戴震的哲学“是科学精神的哲学”——胡适对戴震哲学精神的肯定
在《戴东原的哲学》一书中，胡适对宋元明清思想的发展史做了简要的钩沉，通过钩沉凸显了戴震哲学在中国思想史及其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从大的方面讲，胡适对戴震研究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历史的长镜头里，对戴震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宋明以降这八百年来，“中国思想史上出了三个极重要的人物，每人画出了一个新纪元。一个是朱子（1130—1200），一个是王阳明（1470—1528），一个是戴东原（1724—1777）”[68]。他认为，在朱子哲学统治的七百年里，“中间只有王阳明与戴东原两个人，可算是做了番很有力的反朱大革命”[69]。具体说来：“（戴震）在破坏方面是攻击宋明儒者的理欲二元论和主观的天理论；在建设方面是提出理欲一元论，点出理义有客观的存在并且必需客观的证实，他批评程朱的学派虽然同时并列致知与主敬两方面，实际上却是‘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70]最终，他认定：从戴震到胡适所处的时代（1927年）的二百年来，戴东原在哲学上“真成独霸了”[71]。
第二，在宏观背景下肯定戴震哲学所具有的现代意义。胡适认为，十八世纪鼎盛的“朴学”其实“是一个史学的运动，是中国古文化的新研究，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72]。但这个时代的特色是“没有组织大哲学系统的野心”。“其时有大思想家（案：原文无‘家’字，依文意补）戴震出来，用当时学者考证的方法、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学的价值，打倒旧的理学，而建立新的理学。是为近代哲学的中兴。”[73]
第三，以历史的眼光揭示了戴震哲学的历史使命。他认为，戴震的哲学旨在推翻旧理学的理气二元论，恢复人的感性要求在人生中的地位。戴震“认清了理学的病根在于不肯抛弃那反人情性的中古宗教态度，在于尊理而咎形气，存理而去欲，故他的新理学只是拼力推翻那‘杂糅傅会’的、半宗教半玄学的旧理学”。“旧理学崇理而咎欲，故生出许多不近人情的，甚至于吃人的礼教。一切病根在于分理气为二元与分理欲为二元。故戴震的新理学只从推翻这种二元论下手。”[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