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的戴震哲学研究中，学者对于其哲学的形上学特质之认定，颇有分歧。或认定“气论”为其形上学的基础，或认定“道论”为其形上学基础，然亦有学者认定戴震哲学缺乏“本体论”的内容而只有宇宙论，从而以宇宙论代替了其哲学的形上学。对此问题，许苏民提出了别开生面的解释。他认为，尽管戴震哲学的本体论即形上学仍然是传统的“元气本体论”，然其实质是“近代的人学本体论”，这是戴震的“本体论学说为中国哲学史所提供的新东西，是戴震的本体论学说的独特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并将气论、道论与人本论结合起来。探讨戴震哲学的形上学特征，确实深化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研究，并为解释戴震哲学的近代性意义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这一观点足以成一家之言。
（二）对戴震认识论思想的评价
在认识论方面，周辅成认为，戴震哲学的积极贡献在于他严格区分了“意见”与“理”，认定“理”如果脱离了客观物质世界的规律，便是“意见”，揭露程朱与道、释、陆王心中的“理”全是主观的偏见、私见。认为耳目鼻口“迎受”作为“实体实事”的物；“心之精爽，驯而至于神明”，才“主于耳目百体”；但心不能代耳目鼻口，“彼其能者，各自具也，故不能相为”，耳目鼻口是“外内相通”“开窍”的。这是对感觉与实在问题的深入发挥，揭穿了心可独立自存的唯心谬说。而“有物必有则”“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理义非出一意之可否”，故认识非程朱等所谓回转自身、深入体会“无蔽”以“复其初”，而是向外求“明”，要求学明理，“解蔽莫如学”“惟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明理者，明其区分者也”，要“重学问，贵扩充”“行其人伦日用之不蔽”，说明他充分估计到人类实践的积极作用。“但戴震如能把这种个人意见的分析再推进一步，看出这些统治者的‘理’或‘意见’不只是个人的，而且是一阶级的，这理论便会更深刻了。”[124]
冯契认为，戴震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对“心物（知行）”之辩做了唯物主义的解决，着重考察了“知”，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戴震“不懂得通过不同意见的争论和实践的检验而达到真理的辩证法”，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有较多的形而上学倾向”。[125]有学者指出，戴震在批判程朱唯心主义理学中建立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了从“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反映论，批判了程朱的理“得于天而具于心”“冥心求理”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有血气，然后有心知”“就事求理”的唯物主义主张；认为“私”和“蔽”是人之两种不同的大患，私生于血气，是情欲之失，蔽生于心，为知之失，故须去私去蔽，统一理欲；勤奋好学是扩充知识的重要途径，凡事必穷究根源以明其真相，必旁征博引以断其是非；区分了真理与意见，以多数人同意为真理标准，反对以实际上是个人偏见的理责人、杀人。但也有唯心主义因素。如区别圣、愚，圣人具“天法之知”，愚人则须反复学习；以多数人同意为真理标准，既难以操作衡估，也缺乏理论论证，不能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126]当戴震说：“人之精爽如火光之照物，得理者其照不谬也。”人们能不能认识事物，应通过实践，不能说如火光一照就能了然于心，不能是先天的能力，显然是唯理论，是唯心的，割裂了感性与理性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