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戴震思想研究专著，对戴震哲学的宇宙观、认识论、伦理学给出了新的解释，如周辅成、王茂等人从唯物论角度来研究戴震的哲学思想，周兆茂则从戴震思想的前后期变化的角度，揭示了其哲学由唯心向唯物过渡的历史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深受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人称为“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人”的日本学者村濑裕也，在199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的汉语版著作《戴震的哲学——唯物主义与道德价值》中，也从存在论、认识论、人论及道德论四个方面，对戴震哲学的精神实质及其体系特征，做出了别开生面的解释。另外，还有学者从人学思想角度来研究戴震思想，但并未提出新的见解。
（一）对戴震宇宙论的现代解读
学术界较为一致的观点是，在自然观上，戴震的“气化流行”天道观是一种唯物论立场，如周辅成认为，戴震“仍然承继中国古典唯物论者以气或阴阳五行来表示物质或物质现象”，这样，他所说的“道”就是非虚而实、非静而自动的，然而又是可以被思想的“恒该理气”的实际存在。其宇宙论的贡献是：第一，尽可能接受科学成果来解释自然，“摆脱宗教神秘的观点，比过去任何一个唯物论者更彻底”，“他的天道观，最少神秘意义”，“他从物质与运动二者密切不可分一点立论，始终不曾去借助另一超物质的力量来说明自然现象的运动的来源与发展”；第二，发展了中国唯物论者所谓“理不离事”或“理不离气”的见解，从事物发展的动静、生息方面谈规律或理，并注重在事物的“分”或“性”上谈理的基础，为殊异性争取合理基础；第三，在身（物质）心（意识）关系上，既认为“有血气，夫然后有心知”，又认为“血气”绝非比“心知”低贱，人与禽兽同有“精爽”，而人有“心知”，能“学”以进于“神明”，不再假定什么“圣心”或心知之外的更高级存在来说明自然世界以至社会界的最基本规律或最高原则的来源，“比较彻底地贯彻了唯物主义的观点”；第四，既注重从“分”与“性”上去求理，又看出心知不外是血气的结果，反对“得于天而具于心”的理，于是整个自然界除了“气化”或物质外，不再假定其他超物质的存在，更不能说自然界有什么总的目的存在了。[121]
有关戴震唯物论哲学的特质及其成就，20世纪后半叶的学者提出了很多看法。有的学者对其唯物论思想的成就评价很高，如舒凡认为，戴震哲学在思想上接近古代儒者，在立说、论证上接近近、现代的学风，是一个值得大做的题目。朱熹持理、气为二本，且赋予二者价值预设；戴震反是，持气一本论，且无价值预设。朱熹认为仁义礼智是天赋之性，因而修养是“复其初”；戴震反是，主张性只是所禀之气，仁义是通过问学、“扩而充之”达到的。如果一定要为戴震归个类，戴震可以算入唯物主义哲学家之列。“不过立刻要补充一句：他之称为唯物主义者，是在马克思唯物主义意义上，而不是旧唯物主义意义上。”[122]这种评价在现在看来，显然过高。
有的学者认为，戴震以气释道，但气不等于道；且“溯而上之，至是止矣”，到气为止的观点说明其不彻底性，不如柳宗元、王廷相的气无始无终的观点更为彻底。反对者认为，“到气为止”的说法正是其唯物主义天道观的体现，因为气以上不应再有什么东西，正如物质之上再没有什么别的本原一样，且与柳宗元所说的气为无始无终的观点并不矛盾。[123]
有学者认为，戴震认为宇宙万物一经形成，便停止了变化，天体“相距不移”“终古不变”，生物“以类滋生”“各循其故”，这与欧洲17、18世纪哲学家的形而上学观点很相像，故戴震哲学宇宙观思想中也有形而上学萌芽。反对者认为，戴震肯定了“气化流行”即物质运动，怎么能说是形而上学呢？不过，戴震如中国古代哲学家一样，在发展观上不够彻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