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怀辛认为，戴震是“唯物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一盏‘传灯’”，但却以经学为主，致力于考据学，影响了他在思想上的更大成就，在封建势力笼罩下，他“留传了一线可贵的抗议精神，在进步思想的潮流中处于承启的地位”。[109]
针对有些学者将戴震哲学的启蒙性质与儒家思想对立起来的观点，刘清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戴震哲学中的儒家因素与其启蒙倾向并不相互抵触。18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戴震只能在对先秦儒家传统，尤其是对孟子哲学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开创造性解释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启蒙意义的进步观念，从而透露出启蒙的晨辉。戴震哲学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110]
第二种观点认为，戴震哲学中含有启蒙主义思想因素，但不宜评价过高。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中指出，戴震的“人等于我”的社会哲学思想“反映了市民阶级的要求”，“在这一点上，他复活了17世纪清初大儒的人文主义统绪，启导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但这是一道微弱的光，并非是“新哲学的建设”或“哲学的中兴”，戴震哲学“不是清代哲学的建设者，尤其他的观照论与唯知主义思想，仍然是唯心主义的传统”，并非“清代学术的全盛期，而仅仅是清初传统的余绪（极小程度的发展）”，并且“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对清初哲学的继承”，而且他的哲学“没有‘发展’的观点，没有‘实践’的观点，没有勇敢追寻历史前途的精神”。[111]姜广辉同意侯先生的观点，说道：“戴震属于早期启蒙思想家，对其启蒙意义不宜估计得很高，说他‘启导了十九世纪的一线曙光’，是比较准确的。”[112]他又进一步地补充道：“戴震是古代性理哲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也是近世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戴震哲学是“披着‘经言’外衣的启蒙学说”，其特点是：对理学的批判与对封建特权的批判紧密地结合起来，建立起具有人道主义意义的人性理论，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形而上学方法论。[113]
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一书的作者群认为：戴震“有某些朦胧的启蒙思想”，但他“还没有脱离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因而也就不能根本摆脱封建的传统的意识形态”。[114]李锦全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戴震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启蒙思想家，他并没有要改变封建制度的认识，也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只是在客观影响上他的某些观点对近代学者会起到一些启蒙作用。”[115]杨宪邦等人则认为：“戴震对程朱学派‘理欲之辨’的批判是尖锐的、深刻的，其中包含了某些朦胧的启蒙思想”。但是，戴震也没有摆脱地主阶级的立场，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11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戴震哲学仍然属于中国古代哲学，戴震仍然是一位“朴素唯物主义者”，戴震哲学中包含有近代思维因素，但不占主导地位。
周兆茂从中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共同特点的新理论认识出发，对戴震哲学的启蒙性质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启蒙哲学具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高扬理性主义精神，强烈批判中世纪的宗教蒙昧主义；第二，高扬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强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从这两个标准来看，戴震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与近代哲学所提倡的反权威、反传统的批判精神是一致的，但使用的武器是孔孟之道，并非近代唯物主义哲学，“无论从形式上和内容上来看，都不能归入彻底反权威、反传统的近代启蒙思想范畴”。戴震终其一生，都对程朱的人格十分尊崇，因而其反传统反权威的精神是有限度的，而无法与李贽、傅山、颜元等人相提并论；戴震虽同情广大人民群众，但与封建统治者不即不离，具有种种“庸人”气息，“不仅与西方启蒙学者大相径庭，而且与何心隐、李贽、颜元、傅山等中国启蒙学者反对封建专制的立场也是无法比拟的”[117]。
对于上述低调的评价，学界也有人持反对意见，如孙振东等认为，戴震是18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我国启蒙思想及运动的先驱者，对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着光辉的历史地位，侯外庐等人对戴震的评价有些过低。戴震虽处于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但在这一相对稳定之中也包含了剧烈变革的契机，其哲学思想正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反映，对阮元、焦循及以后的谭嗣同等的思想也有影响。孙氏认为戴震的思想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情况，这一观点中有拔高戴震思想启蒙意义的地方。[118]
第三种观点认为，戴震是18世纪进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但在其哲学中不含有启蒙主义思想，如杜国庠认为，戴震哲学是“披着‘经言’外衣的哲学”，其本质属于进步的唯物主义，《疏证》是“近三百年的哲学杰作”。[119]这一观点，与20世纪前期冯友兰将戴震视为“清代道学的继续”，以及钱穆的相关观点颇相类似。也有学者直接指出戴震哲学“不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因为“近代西方启蒙运动主论个性的自由发展，这是近代思想的启蒙的本质特征”，而“戴震对后儒的批判，使用的武器不是个人主义与民主主义，而是‘无欲’之欲。……他未否定人治思想，也未否定无私观念，这决定了戴震缺乏近代启蒙的思想基础”。[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