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上述五个方面之外，梁启超还对戴震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方法与内容的矛盾关系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首先，他肯定了戴震哲学由文字、语言入手这一方法论的特点及其意义。梁启超说：“一个字表示一个概念，字的解释弄不清楚，概念自然是错误混杂或囫囵……所衍出来的思想当然也同一毛病，所以‘辩名当物’是整理思想第一步工夫。”他甚至认为，之所以“中国思想界不能健实发展”是因为“正坐很少人做这步工夫，东原怕算是头一个哩！”他又举例论证概念明确的重要性：“试拿译外国语假做个比方，佛典里头译过来的‘空’字，我们一望便浮出‘虚无’的概念，欧语译过来的‘自由’字，我们一望便浮出‘放纵’的概念，你想和原来的意味差多么远！”由此而引申出一系列问题，我们将“罗素著的《向自由之路》也可以理解为‘向放纵之路’。你想这是多么大的危险！”同理类推，如果“拿已经变质的概念放在古字里头去读古书，危险正复如此”。而且戴震自己亦说：“言之谬非终于言也，将转移人心。心受其蔽，必害于事害于政。”所以梁启超说：“概念错误，生思想错误，影响延及社会，这是当然的。东原这部书，把哲学上许多重要名辞，各各求出他本来的概念，确是思想上正本清源的工作。”[56]一方面，梁氏肯定了戴震哲学中的文字、语言学的新方法；另一方面，梁氏亦非常敏锐地注意到了戴震哲学的内容与形式之间表面上的不协调性，如《孟子字义疏证》本来是戴震阐述自己新思想的著作，却“很像是一部注释专经而且偏重逐字训诂的”著作，从而表现出内容与形式的不协调性。
其次，在戴震哲学思想与前代思想家关系的老问题方面，梁启超也提出了新的猜想。此一问题为20世纪前半叶戴震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由清代学者戴望提出，章太炎先生进一步通过对戴震人性论思想的分析，揭示了戴震思想与荀子思想的内在联系。梁启超以假说的方式揭示了戴震哲学与清初哲学家颜元、李塨的关系，丰富了后人对戴震哲学与清初思想家的关系的认识。梁启超说：“我深信东原的思想，有一部分是受颜、李学派影响而成，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一点实证也找不出来，但我觉得这件事有可能性。”[57]梁氏提出这一假设的理由如下：第一，方望溪的儿子方用安为李恕谷的门生，而方用安是桐城方家传颜、李学说的人，东原与方家的人有来往，故有可能接触颜、李的学术与思想；第二，李恕谷曾在江南竭力宣传他们学派的主张，而是仲明则既有与李恕谷的论学书，亦有与戴震的论学书，东原或可能是从仲明处得知颜、李学派的观点；第三，程绵庄和程鱼门是戴震的挚友，绵庄是江南颜、李学派的大师，程绵庄死时，戴震已经四十多岁了[58]，而程鱼门则与戴震有较深的交往，故戴震有可能从程氏叔侄二人处得知颜、李的学说，或得到颜、李的书籍。
上述梁氏的这些推断虽还缺乏直接的证据，然可以帮助人们做进一步的思考。胡适在此问题上沿着梁启超的思路，进一步探索着这一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之关系。
（三）梁启超对戴震哲学思想研究之局限性
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来看，梁启超对戴震和乾嘉学术及其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尚属草创阶段，其研究方法及其具体结论，都存在着可进一步推敲之处。从今人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研究的贡献可以有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