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简单地把戴震看作“汉学家”，其实非常不妥。戴震“一生最得力处”在于“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他所追求的两大学术理想：“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和“寻求而有获十分之见”，“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体现了“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37]戴震在《与姚姬传书》一信中曾这样介绍了自己做学问的方法与理想：“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38]
梁启超从现代科学方法的角度对此段文字加以解释道：“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借之以为研究之点……凡科学家之态度，固当如是也。”[39]
梁启超还仔细分析了戴震学术研究的特点。在分析赵东潜、全祖望、戴震三人的《水经注》的研究特点时，梁启超揭示了戴震治学的具体特点。他说：“戴氏治学，精锐无前，最能发明原则，以我驭书。”他认为，戴震的《水经注》研究发明了三大体例，从而为后人认识经文与注文提供了原则。这三大体例是：“一、经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不更举水名，注则详及所纳群川更端屡举；二、各水所经州县，经但云‘某县’，注则年代既更，旧县或湮或移，故常‘某故城’；三、经例云‘过’，注例云‘迳’。”梁启超认为：“此三例，戴氏所独创，发蒙振落，其他小节，或袭赵氏，不足为轻重。”[40]
梁启超也指出了戴震在具体门类科学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处。阮元在《畴人传》一书曾对戴震在算学方面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盖自有戴氏，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梅氏）下哉！”梁启超认同阮元对戴震于算数方面的贡献的评价，说道：“读阮氏此论，可以知戴氏在斯学之位置矣。”[41]不过，梁启超也指出了戴震在具体科学研究方面的不足之处，他说：“东原受学于江慎修，而尤服膺其历算。慎修笃信西法，往往并其短而护之，东原亦时所不免。”[42]
2.提倡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
梁启超认为，从“破蔽”的知识论角度出发，戴震在伦理学方面也做出了革命性的贡献。“《疏证》一书，字字精粹，右所录者未尽其万一也。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就此点论之，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文艺复兴之运动，乃采久阏窒之‘希腊的情感主义’以药之。一旦解放，文化转一新方向以进行，则蓬勃而莫能御。戴震盖确有见于此，其志愿确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43]
梁氏在此虽然肯定了戴震伦理思想的革命意义，但这一伦理学的革命意义是透过“科学家求真求实之精神”展示出来的。“科学精神”是戴震思想的底色。这是梁启超个人重视科学的思想追求在戴震思想研究中的一种表现。
（二）梁启超对戴震哲学思想的分疏
1924年，梁启超与胡适等人发起了纪念戴震200周年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为此，他写出了长文《戴东原哲学》。该文与胡适的《戴东原的哲学》长文可以看作20世纪初期研究戴震哲学思想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梁氏此文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主要资料，从五个大的方面勾勒了戴震的哲学思想内容，第六个方面的宇宙观因为时间的关系，未能完成。除这五个大的方面之外，梁氏还对戴震哲学的特点、时代背景及其学术渊源进行了分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戴震的哲学思想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