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的戴震哲学思想研究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把明清三百年学术与思想作为一个特殊的思想史单位来研究，乃始于梁任公[29]。当年，这位“新思想界之陈涉”[30]，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作序时，因一发而不可收，写出了《清代学术概论》（1920年10月），三年之后，又写出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年冬—1925年春）讲稿，明确地把明末（1623年）至清末（1923年）这三百年作为一个特殊的思想史单位，将其本质概括为“道学的反动时期”。而在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过程中，将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学术“正统派”看作清代学术的全盛期，并高度评价了戴震在清代学术中的崇高地位及其对清代学术的巨大的贡献。他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又说：“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这种精神即“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31]。梁启超甚至认为，戴震所著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意欲“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32]在1924年所写的《戴东原哲学》一书中，初步系统地考察了戴震哲学的历史背景及其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以及戴震哲学的内在结构，并在比较哲学的视野下阐述戴震哲学的自身特征及其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开辟了戴震哲学研究的新方向。
（一）“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梁启超对戴震的高度评价
梁启超认为，清代学术的基本精神在于“以复古为解放”。而复古又分成以下四个步骤：第一，复宋代之古，使人从王学下解放出来；第二，复汉唐之古，使人从程朱学说下解放出来；第三，又复西汉之古，使人从许、郑的家法下解放出来；第四，复先秦之古，使人从一切传注下解放出来，最终使人从孔、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而之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33]，是因为梁启超特别重视清代学术中的研究方法与科学精神，因此，他又将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清学”看作清代学术的真精神之所在。综观梁氏的戴震思想研究，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肯定戴震学术研究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二是肯定戴震哲学，特别是他的伦理学所体现出的现代精神。
1.科学精神
梁启超认为：“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34]而清代学术研究法近于“科学的”的一派当数全盛期的皖派汉学戴震一系的考证学。在全盛期的考证学当中虽有惠栋、戴震二位巨匠，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35]。而戴震之所以超出惠栋的地方在于他继承了清代学术启蒙期的“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36]，从而将自己的学术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依照本章引言中所引证的文献来看，戴震学术中的科学精神大体上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是不盲从任何权威所说的话，对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要追问出一个所以然来。“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第二，“善疑”并能以逻辑的方式去解决疑问，将问题弄个水落石出。第三，如果没有必然不可易的真以使他相信某一结论或观点，存疑，决不因为是“圣哲学父师之言”而盲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