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整个研究工作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生存论研究看起来是很“硬”的领域，也要求具有相当的学术素养与思想深度。在高清海、孙正聿以及导师张维久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题名为《实践-生存论》的博士学位论文，初步提出了“实践-生存论”论的理论构想，其中在生存语言谱系以及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理路方面花了些工夫，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好评（该书已于2002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有多位友人告诫我值得在这一问题上进一步用功。我自己也明确意识到了。1999年以后，我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以及后来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执教，便把主要的精力放到了这一问题上。研究得到了合作导师欧阳康先生以及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众多先生的指导。如果说，当时的博士学位论文还只是一种初步的导论形式，或者说是开了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头的话，那么，本部著作无论是在一些研究细节方面，还是在整体的理论工夫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
我在生存论领域的研究工作得益于目前学术界的三大气候。一是近些年来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趋向，这一趋向积极促成和推进了马克思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笔者是这一研究的积极参与者，更是这一研究及其成果的受益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来国内西哲及马哲界关于tobe及Ontology问题发表的大量成果给我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二是国内正在兴起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学研究，我不是现象学专家，但我认为我的研究所运用的方法正是现象学方法。充分重视现象学方法在生存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本身也是我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生存哲学研究群体的基本共识。但是，与此同时，我又与现象学保持一种谨慎的“距离”，毕竟，通向或展开现代思想之路还有许多。三是学界对于经济全球化问题以及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的研究，笔者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烈影响着自己研究活动的识见：在西方文化的当代转换与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之汇合处，必然是存在论的对话与融通。
近些年，在构建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生存哲学研究方面，张曙光先生是重要的开拓者，也是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我们在这一领域经常探讨，我在很多具体问题的理解上受益于他的见识与启发。刘怀玉先生、张廷国先生、萧诗美先生先后审读或部分审读过书稿，并提出了大量建设性意见，谨致衷心的感谢！本书涉及的一些古希腊、拉丁文以及德文等专业术语及其汉译问题，笔者先后请教过林志纯先生、靳希平先生、邓晓芒先生、彭富春先生、杨学功先生。美国天主教大学终身教授麦克林先生，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生存论是一个值得下功夫的领域，希望有更多的人士进入这一领域，辛勤耕耘并有所收获。正因为如此，我也由此吁请人们保护好这一领域（现在已有不少本来很有前景的领域因为研究者的恣意耕作而变成了“废地”）。实际上，生存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研究领域，它本身就是古老的存在论哲学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在当代哲学与文化背景下对存在论的分析、阐释与体贴，就是生存论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生存哲学，就是哲学本身，但哲学却并不局限于生存哲学。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入生存论，但未必都要打着生存哲学的旗号，反过来说，打着生存哲学的旗号，未必就是在从事生存论研究（笔者对李德顺先生近些年关于学术研究要“多栽树、少插旗”的呼吁十分赞成）。老实说，生存论研究并不在于研究者必须奉献出或从这个领域拿走多少“成果”，而在于是否由此深化了人类对自身生存智慧的反思与认识！
邹诗鹏
2005年5月于武昌喻家山
[1] 相对于“生存论转向”这一提法而言，吴晓明等先生把当代哲学的存在论变革称为“生存论路向”，显得更为精当。
[2] 顺便说一句，最近几年总有人在分辨究竟在当代中国谁先提出生存论转向，似乎这涉及一个特别重要的学术专利似的，或者要由此确定国内方兴未艾的生存论哲学研究的第一人，实际上，作为一个在民间流行了多年的话题，这笔账是很难算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