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论的目标就是人（类）的解放，但人类解放是通过人的不懈努力与自我完善从而不断开显出来的目标，不可能是某个预定的目标（但绝非没有目标）。人类解放强调的是人的未来性，或者是通过人的未来性对人的现实生存的强烈关注，而人的未来性一方面取决于人已经进入的历史性，另一方面取决于人的问题的源源不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个生活上的常识或真理，那就是面对日益复杂的现实问题，重要的并不是一种万能式的方法或策略，而是是否具有一种克服困难、走出困境的勇气与信念，在此，人类解放提供的正是人类前进的方向与信念，而不是具体的道路与方法。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的人决定着生存论将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状态。
人的未完成性也表现为人生存的有限性。生存论将人的有限性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传统哲学的有限性是既定的（神定的），但在生存论中，有限性通过生存的超越及其实践活动成为意识到了的有限性。传统哲学的超验性代表是纯粹精神的历史性和超越性，其起点是无限与永恒意识，甚至直接就是来世意识。当代哲学的感性意味着人的生存的超越性与历史性，但这种超越性与历史性必须是对人的生存的有限性与实践性的自觉。正是由于割断了与超验的关联，生存论直接把有限的人的生存确定为生命的起点，但是生存的过程与目的则处于某种开放的和无边界的状况，这种从理论上无法把握的人生存的开放性与无限性正是生存论追求的历史目标。
人的未完成性还表现在人性的发育远未成熟。理性与自我控制是人类实践活动的突出标志，借助理性与自我协调能力，人类实现了人与外部自然界、人与社会组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平衡，并有可能防止人自身的生活陷入某种非理性的失控状况。胡塞尔说过：“一个人类寻求生存的时代，只有通过在对无限使命的追求之中，在理性洞察的基础之上自由决定其存在及其历史生活，才能够生存下去。”[21]但就人类生活实际状况而言，远没有培植起这种具有充分的自我协调与控制功能的理性能力。人的精神、心理以及整体的文明状况仍然显得紧张而脆弱，人类文明的可预期的筹划与安排常常受到种种突发事件的干扰而中断，事实上，文明机体正在不断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蚀与毒害。人自身的种种不成熟状况表明人的发展始终处于某种启蒙状态，人性的完善恰恰是通过克服种种恶行实现的，人的发展注定伴随着人自身的异化。从种种现身事态上看，人性远未走上一条成熟的发育道路。
生存论的彰显同时表征着人的困境。人是世间的唯一的超越者。人用人自身的力量将上帝赶下了神坛，用信念取代了信仰，在某种意义上也占据了上帝留下的位置。人用感性的超越性取代了神学的超验性，但人的感性是否能够起到支撑起自身生存与历史的重任？这是生存论始终面临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