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问题的结果，并由此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阶段、以奥康纳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阶段和以福斯特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的生态学阶段。[7]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增长模式”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8]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苏俄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哲学形态，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9]第四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它“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以及探讨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10]。上述不同意见不仅使学术界难以确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对于它是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流派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何规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第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过宽，必然会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探讨过生态问题，而又不以探讨生态问题为主题的理论家纳入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如施米特、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探讨过生态问题，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都起过一定作用和影响，但显然不能把他们纳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予以研究。因为按照这一逻辑，对当代生态问题有深入见解的哈维也应当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第二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混淆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区别。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既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包括以生态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大都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工具，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即便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自然价值论也是与反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大都立足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并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工具，宣扬“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其理论带有后现代意味。第三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定义域过于狭窄。上述定义准确地概括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和福斯特的理论，但是却无法涵盖高兹、莱易斯、佩珀等这些不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主题的理论家。笔者认为第四种观点较为合理，但是需要进一步通过划定若干标准来规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具体说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