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海德格尔的反叛并不单纯是对某位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反叛，而是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哲学传统的全面反叛。海氏把反叛的矛头从近代哲学扩展到整个传统西方哲学，把在尼采那里尚作为一种现象的思想性反叛深化到对哲学基础即存在论的系统清理与批判中。海德格尔指出西方哲学整个两千多年形而上学的历史恰恰是“真正的在的被遗忘的历史”，表面上看是确立“在”（Sein）的历史，其实只是在抛开了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存，即“此在”（Dasein）之后对于实体化的“在者”（dasseiende）的确证。因此，海氏提出应以“此在”为中心重建基本存在论，以烘托和澄明在的意义。在海氏看来，此在非人莫属，因为只有人而且是个人，才可能成为“在”的提出者与追问者。此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存，人的生存（existenz）不同于“现成存在”（existentia）。现成存在就是“实存”，乃既成性的、作为宾词的存在，但生存的本质却是可能性的存在。虽然此在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纠缠于实存中，但它还是标志着“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并且仅此而已”[87]。“按照海德格尔，存在不是任何现成的存在者或实体，不管它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实体。存在总意味着一种根本性的发生（‘生成’‘开启’）和维持着的状态。它与有时态、语态的系词现象相关，但绝不能限于判断的形成，而是与更原本意义上的（生存论化了的）时间、空间和语言不可分。”[88]存在必然是通过此在表现出来的，此在总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这种可能性一方面属于此在的自身规定性，因而总有其先验的源头，另一方面可能性存在作为一种趋向也选择并创造出新的可能性，这里显示了人的感性与实践本性。此在趋向于超越，既可能获得自身，也可能失去自身。此在的分析实质上就是生存的领悟，反过来说，生存不过就是此在所关涉到的存在。“此在能够这样或那样地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此在无论如何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我们称之为生存。”[89]而且，此在同时就是存在在世的方式，对在者的各种领悟都是原始性地关涉于此在在世的方式的。因此此在在世的结构也就赋予了一种基础性的意义，这一基础，海德格尔称之为“基础存在论”。“其他一切存在论所源出的基础存在论必须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来寻找。”[90]海德格尔赋予此在以三个层次上的优先性：①存在者层次上的优先地位；②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③使一切存在论在存在者层次上及存在论上都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但真正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前提性条件则是生存在生存论上的可能性与建构性。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前提性条件甚至直接就是哲学存在论之可能的条件，“只有把哲学研究的追问本身就从生存上理解为生存着的此在的一种存在可能性，才有可能开展出生存的生存论结构，从而也才有可能着手进行有充分根据的一般性的存在论问题的讨论”[91]。
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此在、存在与生存之间存在着一种互释关系，存在通过此在展开，此在通过生存而在世，而此在之在世，又是出于对存在的领悟与回返。在这种互释性的关联中，存在论的生存论底蕴得以彰显。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更为清楚地指出，对在的追问本质就是对人的本质的探问，这种探问既不是人类学的事情，更不是生物学的问题，而是存在论本身的问题，是此在作为人的存在的开显，这开显不过是思的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