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尔泰与海德格尔都致力从历史—存在阐释人的生命与生存，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将人的生命提升到历史—存在的高度，而后者则是将人的此在与历史—存在融为一体。对于前者来说，生命的奥秘总是与关于生命的生物学研究成果结合在一起的，但在海德格尔看来，生命的奥秘恰恰存在于某种前科学的现象学结构中。“海德格尔不是把历史世界观视为对于科学尚未解决的生命之谜的反思性回答（这是狄尔泰世界观的意义），而是视为我们生存基础的基本存在论态度。”[85]这同时意味着，海德格尔要追问的是历史—存在的生存论意义，这种生存论意义本身就蕴含于时间之中，然而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看来恰恰是狄尔泰等生命哲学家做不到的。因为狄尔泰的历史世界观虽然是生命的历史观，且仍然是隶属于作为一切历史客观化的解释科学的。生命哲学家们都注意到了时间与生命的内在关系并由此反叛传统的机械进化论和空间化意义上的时间观，但却没有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把握时间的本质。海德格尔不仅要修正流俗的时间概念，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时间概念，而且还要揭示时间与存在的内在关联，把时间看成一种本质上的存在概念。时间既是他进入存在论的入口，也是进行存在论还原的凭借。“我们须得源源始始地解说时间性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86]
生命哲学缺乏深度，但生存哲学却因与存在的关联从而显示了理论的深刻性。海德格尔的努力也构成了生存哲学“内部”的一个关键性环节。尽管克尔凯郭尔已经明确提出赋予或还原“生存”以理性地位，但是这种生存在后神学时代究竟如何与存在关联，这是克尔凯郭尔无法实现的。尼采同样也明确地要求把“生存”从生命中凸显，但尼采却放任于生命的散漫的、无序的和非理性的状况。因而当他造成超验的自我意识传统与超越性的自我意志的断裂时，他并没有考虑生存超越的内在矛盾，至少没有赋予自我意识一种谨慎的反思功能。相反，在尼采哲学中，自我意识是一个被嘲弄、被颠覆的对象，理性完全为实践意志取代，甚至于人的任何一种盲目的活动都被赋予了一种文化合法性。但尼采并没有进入对生命的内在理解，并没有理解生命的复杂性、连续性、整体性以及经常所处的脆弱处境。当生命哲学关注生命的直观与理解时，则缺乏对生命的提升，缺乏对生命的存在论领悟。就是说，没有在生存意义上理解生命，从而将人的生命与一般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凸显人的生存与生命的超越性、历史性与责任性。这些工作同样构成了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课题。
